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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明帝太和三年（戊申，公元229年），九月，吴王迁都建业，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不再增设改建，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
    南阳人刘曾经著《先刑后礼论》，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陆逊呵斥说：“礼仪为首，先于刑法，已很久了，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象刘那样的言论，没必要讲！”
    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请求指教。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并上书鼓励规劝说：“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自己不用再*心，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所以贤人所在之地，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兴哀的关键。愿使太子明晓重视，深加留意，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
    张回吴郡迎接家眷，中途病死去。临终时，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遗表说：“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至于治理的结果，多不能实现，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不能任用他们。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趋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见，厌恶不同意见，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古书上说，‘从善如同登山，从恶如同山崩’，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无需听取采纳别人意见，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说出逆耳的言语，与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当如此吗！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访贤能如饥似渴，接受规劝而不厌烦，抑制私情，损减私俗，出于大义割舍私恩，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吴王读着这封遗书，感动得流出热泪。
    春季，吴王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渡海寻求夷洲、洲，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陆逊、全琮都来劝止，认为“桓王创立基业时，兵士不过五百人，而今江东人已很多，足够使用，不应当远渡大洋，深入不毛之地，向万里之外发兵袭人，海上狂风巨浪，难以预测。而且民众一旦改变水土环境，肯定会引发疾病，打算增加民力反而更加受损，打算谋利反被其害；况且当地民人犹如禽兽，得到他们不足以事业有帮助，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民众亏缺。”吴王没有接受。（据说夷洲就是台湾，这是吴国欲让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证明）
    魏明帝太和四年（戊申，公元230年），吴王扬言要出兵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奏请调兖州、豫州各军全部集中。吴军不久退兵，明帝下诏停止此次军事行动。满宠认为：“现在敌大举进兵不战而还，不是他们的本意。这必定是打算伪装退却以使我们停止作战准备，再倒转回来乘虚而入，攻我不备。”上表请求不能停止备战。十几天后，吴军果然重到合肥城下，攻不下城，只好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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