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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后,陆乐、沈杰、沈宏伟、潘超安有的成了城管,有的成了电信职员,有的成了医生,他们偶尔还在一起踢球,但人生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前,在手机上,看到了寒冷“代笔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答案,因为他们是《三重门》这本书写作的见证者。

寒冷每写完一部分,就把稿纸递给陆乐,陆乐看完又传给周围的同学,有时候寒冷还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念给沈宏伟、沈杰一干人等听。这是一个关于“林雨翔”的故事,里面处处有寒冷和这帮死党们生活的痕迹。小说里提到一个词“尿崩”的英文翻译,陆乐还记得这是当时他们一群少年课下无聊中探讨的话题。

陆乐有时候也翻看寒冷的“小本子”,里面记满了各种书名、段子、英语和拉丁文,陆乐相信这些内容后来都被用到了《三重门》里。对陆乐来说,《三重门》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寒冷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他只是普通的高中生,所有人在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在勤奋地看闲书和勤奋地写东西,一刻不停。

后来人们为那个写《三重门》的寒冷感到惊奇,并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年轻人汇聚的校园里都会有类似的“才子”传奇,他们是痴迷文学的少年,写一手同学间四处传阅的好文章,有的“迷途知返”之后“全面发展”考进大学,有的转舵无力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一个偏才少年首先面临的是压力,而非人所艳羡的名望。一本小说除了满足创作的愉悦感。在当时实际上无法兑换成任何东西。

寒冷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传统意义上无可救药、给家庭带来无穷压力的差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只是在当时,寒冷的证明方式显得绝望、疯狂、孤注一掷。

寒冷埋头写到后来,上课时老师们不再点他名,也不干涉他。“有一时间实际上已经放弃劝他了。”潘超安说。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寒冷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天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华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寒冷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天海的寒冷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天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京城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寒冷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寒冷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寒冷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寒冷就在书桌上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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