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回 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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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还是照搬《大清律例》呢？”申时行问道。

夏愚思又打开从档案库里找来的资料，“为了保证对人口拐卖的打击力度，清政府加强对贵州等地正常人口买卖的管理，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清政府规定‘凡外省民人有买贵州穷民子女者，令报明地方官用印准买。但一人不许买至四五人带至外省。’买卖期间，双方要签订契约，并且要有官府加盖的印章才能过关通行。‘如地方官不行查明，将苗民男妇用印买与川贩者，照例议处。’清政府在《大清律例》中专门规定对拐卖贵州妇女的惩罚措施，显示出极强的针对性，为历史上所罕见。法律规定：‘贵州地方有外来流棍勾通本地棍徒，将民间子女拐去四川等省贩卖，甚将荒村居住之人硬行绑去贩卖，为首者立斩，在犯事地方正法；为从者俱拟绞监候。如有致死人命者。其为从之犯斩监候。如地方该管员弁知情故纵者，照例议处。乡保汛兵盘查不力。杖八十，革役。知情故纵者，杖一百。得财卖放者，以枉法从重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这是对外来拐贩及官员渎职的法律制裁。对本地窝主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给予严厉制裁：‘凡窝隐川贩，果有指引、捆拐、窝匿、递卖确据者，审实，照开窑为首例，同川贩首犯，皆斩立决，在犯事地方正法。其无指引、捆拐、递卖情事，但窝隐、护送、分赃者。不论赃数，不分首从，俱发边卫充军。其止知情窝留、未经分赃者，无论人数多寡，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其邻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所以说《刑法》的第二百四十条和这些是一脉相承的。我个人认为，为了让老百姓理清我们和清政府的区别，我们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好！”

“对这些丧尽天良的人渣，一枪毙了已经算是便宜他了。”庄雪儿恶狠狠的说道。

马当归也发言力挺夏愚思。“乱世用重典，就象原时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一样，一举镇慑住那些犯罪分子。”

“83年的严打，官方定义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中国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原来主要是针对于偷抢以及对‘流氓罪’的严打，在当时出现了所谓‘偷一元钱判死刑’的现象。‘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朱德元帅最小的亲孙子在此期间，因为‘耍流氓’直接被枪毙，这条消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被污蔑为“乱搞两性关系”，判处死刑。1984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帽子、砸玻璃、打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是中国目前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刑的最后一人。”对于83年由总设计师领导开展的那次行动，夏愚思从很多资料上进行了了解。“刑事政策来源于刑事司法实践，w.knsh服务于司法实践。每项刑事政策的确立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都源于对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学者们对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的研究，是司法实践与法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刑法学家在对各时期的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特点、惩治手段等进行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创立了刑事政策学，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刑事政策，如‘镇反’、‘严打’等等，对指导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83年还要严重，不仅要治理如盗窃、抢劫、诈骗等一般的刑事犯罪；随后还要清理妓院、赌场、鸦片烟馆等藏污纳垢的场所；以及独立于我们体制外的各种势力，如：地方上的宗族势力、封建会道门、山上的地匪、海里的海盗等等。这倒是和刚解放时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树立起我们之个政权的权威，必定会后患无穷。”

最后，女书记员做了“结案呈词”。“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更为加剧，社会矛盾更趋激化，社会治安形势更趋严峻，刑事政策的相对滞后更显突出。我所提倡的刑事政策在当时所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合时的，其作用是巨大的，一定会为我们在这个新时空建设新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听了夏愚思的讲解，原来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都表示支持从严从重处理，最后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专项整治行动》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