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皇女微服私访记（余）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他是谁？”玛丽亚追问了句。

“或许是一个卢瑟……”少女惬意伸了个懒腰，让软骨关节疏松作响。

“或许？”

“就是有可能的意思！”

阿娜斯塔西娅顾左右而言他的将话题扭转向地租与地主。

“你知道吗？玛丽亚，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人跟我讲起过一个笑话，说地主们单靠收地租就能够吃香的喝辣的，想穿红就穿红衣衫，想戴绿就戴绿头巾，除法定的妻子外，还能养上几房小妾……呃，你问小妾是什么？那是东方的家庭伦理概念，大致相当于受社会法律认可的依附情人，就好比土耳其苏丹的后宫，五颜六色，人种品类广泛，真令人羡慕……”

“娜娜莉小姐，请麻烦您多一些自重！”玛丽亚头疼不已的劝诫。

作为乔治亚贵族世家的一员，宫廷女官自然清楚经营土地绝非一件易事，尤其是俄国的村社传统，令土地贵族们对这批中世纪残余揪心厌倦。

从剥削角度出发，土地租金是最直观最令人弊病的劳动产出分享手段，而事实上，单纯靠地租收益，也就饿不死人罢了。

毕竟地主的胃口再大，也不会一天吃１０条大列巴，或者吞掉一整普特谷物。他们收割的绝对多数农产品，终究是要通过市场交换来折现变现，转购成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奢侈品。

于是，在这一市场交易过程中，聪慧善经营的土地持有者，很快掌握了多重剥削的诀窍。

他们一方面在消费型人口聚集区，即城市城镇中开设粮行米铺，直接贩售农产品；另一方面，又在村庄村落内开设杂货铺，转运各类生活必须品，譬如盐，农具，锅碗瓢盆，布料，调味品等。

有了粮铺，农民们就不会抱着舍近求远原则，麻烦劳累的一个个跑去城中贩粮。

有了杂货店，农民们就不会日夜期待着走单货郎挑担上门，或赶急数十里路，纯为买回点针头线脑。

这种流通上的经济行为，巧妙将剥削隐入生活，剥茧抽丝般拿走多数劳动利润。

如此，地主的生活才得滋润丰腴。

就像官僚权贵们推崇的“靠工资谁都活不了”，仰仗地租，又有哪个地主家庭能苟活绵延？

“因此，合作运动着眼的不是土地流转分配，而是将多重剥削的利润空间压榨，最终迫使公国地主阶级软弱投诚，服从赎买意向！”

结合历史走势，阿娜斯塔西娅一针见血的指摘。

“他们不会反抗？”

望着窗外渐渐低沉的落日，玛丽亚表现出困惑与不解。

“反抗？他们靠什么反抗？”阿娜斯塔西娅淡薄一笑，试了试硬硬的木板床。

尽管叠了层垫子，但躺上去仍觉着很僵，让睡惯了天鹅绒床垫的少女有些不大习惯。

与此同时，数百米外，一幢双层木屋的顶楼，数个男人围坐在一起。

“反抗？他们靠什么反抗？”老库斯吉宁斩钉截铁的怒喝。

他现年四十多岁，尽管两鬓见白，可厚实的胸膛与体魄，仍令诸人感到压抑。

“军队吗？区区六百多人的一个营，能把全芬兰的合作社都镇压了？”

“或许是俄国人的军队……”有人提出异议。

“俄国人？”老库斯吉宁怒极而笑，放大嗓音说，“俄国人高兴还来不及！你看他们在波兰起义后的所作所为，哪点不是在削弱地主贵族，扶持农民佃户？”

事实上，沙皇俄国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一贯是削弱中上层权贵，扶助下层平民。

譬如波兰公国，尽管因起义失去了有限自治，但解放农奴的条件和相伴的土地安排，相比帝俄其余省份来讲，农民得到的较多些，地主得到的则较少些。

“警察呢？他们就不闻不问？”烛火摇曳下，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面上阴影不定。

“警察，当然会来，也许是一两个，多者三五人，能顶多大用场？”老库斯吉宁往复煽动着合作伙伴，他的言辞铿锵明晰，体现出旺盛精力。

“他们是说瑞典话的，官面上的人会帮助他们……”

“我们是芬兰人，我们说芬兰话，贫农、佃农与无地者们会站在我们一边！媒体与报刊也会帮助我们！”

老库斯吉宁孜孜不倦地说服，企图将众人的意志凝成一股绳。

“但是，这是你们库斯吉宁家的事情，我们……”

“这不是我的，更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而是关于大家利益的抉择！”

面对这帮软弱、平庸、缺乏斗争性的小农场主，老库斯吉宁胸中愤懑不已。

他回忆起十年前，没有合作运动的年代里。

当时维赫蒂村的租地农民超过半数，他们被迫进行日复一日的低效率劳动，每年收割的小麦、裸麦、大麦、燕麦和马铃薯，仅能勉强保证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