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翻花绳是1项极有难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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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的，这真是糟糕透顶！糟糕透顶！！”

阿娜斯塔西娅在原属于总督的官邸内，大声发泄脾气。

依照面前这些官僚贵族的陈诉，社会民主党在芬兰中部和西南部占据优势，特别是在乡村里的那些佃农和无地穷人当中，共产共地具有相当吸引力。

当然，它们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

在波的尼亚和芬兰北部，那些拥有不动产的自由农民们普遍统治着本地区；而在讲瑞典语的海岸地区，瑞典人民党抢先获得了穷人的支持。

“虽然很无奈，但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迎合了相当多的一部分芬兰人……”

在此发言的人是小库西宁，他相貌堂堂，举止高雅又气度潇洒。

作为芬兰名门的后裔，库西宁的父祖曾屡任四级会议的参议员。

上推１８９４年，高贵的于约尔·库西宁男爵甚至带头在贵族等级中使用芬兰语进行表述，放弃了原本属于官方地位的瑞典语。

也正是库西宁家族的努力，沙皇尼古拉二世在１９０２年颁布了语言赦令，要求地方政府中使用的语言必须同当地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相符合，并且在双语地区实行可以通用的文字。

于是，在１９０５年，芬兰语成为芬兰大公国正式会议的唯一记录语言。

到１９０７年，芬兰语更是压倒性的取得了四级会议之后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中使用语言的地位。

因此，当老芬兰党人获得沙皇支持，参与组建起１９０８年新政府时，似小库西宁这般根黑苗正的贵族子嗣，自然而然的参与其中，获得一些职轻权重的好位置。

“归根结底，是我们芬兰的农业危机，给了社会民主党乘隙而入的机会……”

这位小库西宁先生，边摇头边将问题的由来向芬兰女大公汇报清楚。

事实上，自１９世纪起芬兰的传统农场经济就进入了危机阶段，最为艰难的是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灾难性饥荒岁月里。

当时每公顷产量赶不上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人口在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里，偏偏从１８１０－１８６０年的半个世纪内翻了整整一番多。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开辟新土地进行耕种。

可是，随着适合耕种的树木繁盛的土地供给开始萎缩，烧荒种植业亦随之萎缩，局势还因为圈地的后果导致在许多区域土地私有化加剧而恶化。

尤为不幸的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烧荒种植业区域，北部多石的萨沃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爆破式增长。

更多的北部边缘适合耕种的土地，以及芬兰中部的适耕地，周期性的受到谷物歉收带来的饥荒折磨，部分或全部由桦树皮木削成的“饥饿面包”更是许多地区主要的消费项目。

这种面包用白桦树树皮的内层制成，被芬兰东部和北部的居民自古代起就广泛食用。因为该面包的食用是如此普遍，以致有人建议将其样品作为芬兰的典型农产品送往１８５１年万国博览会，好去同瑞典的臭青鱼罐头一较高低（这句纯属脑补）。

不过，收集树皮是个很复杂、季节性很强的过程，这意味着在发生饥荒时制作该类食品来紧急替代不是一件容易事。

在芬兰这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中，桦树皮面包被视为是对罪恶的神圣惩罚；存在着对任何诸如偏离诚实贫穷生活的极度怀疑，例如他们将咖啡视为是一种奢侈的商品，贫苦是农夫的命运，必须报以耐心的坚忍等等。

这些信息最突出的收集在诗人鲁内贝里德的《帕沃的贫穷农夫》中。

于是，自助和互助成为地方社区对１８６７年农业歉收的首要应对方式，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化，流民带来的疾病肆虐更加可怕的侵袭着芬兰人，令他们在这场饥荒带来的复合式浩劫中丧失了１０万条生命。

要知道在１８５０年，全芬兰的统计人口也不过１５０万而已。

若非１８７０年后从耕种到乳制品农场的转变，芬兰的农场恐怕还要饱经更多灾难洗礼。但就算是生产方式的转向改变，依旧不能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唉，那真是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阿娜斯塔西娅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但实际上，她内心并不奇怪这个结果。

作为欧洲的粮食出口大国，沙皇俄国很欢迎芬兰从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的半自治公国，转变为专精分工乳制品的国家作坊，这代表沙俄本土同芬兰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