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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南拿出一份证词:“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海相冈田启介的证词——日本满铁守备军一直在间接援助张作霖将军,但张将军一边接受我军的援助,其实已经在北京向英美示好……田中内阁一直想通过谈判来争取张将军,但关东军本庄繁将军手下阴谋集团因对田中内阁政策不满,这伙人卡断通讯,将本庄将军完全隔离起来,策划了炸死张将军的事件……”

“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那么谁作证才能证明此事真实存在呢?”

“当然是陆军的官员。”

季南微笑了一下,看向法官席:“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陆军中将,原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

广濑一郎有些疑惑地看向战俘席。

卫勃说:“允许!”

法庭执行官叫道:“带证人田中隆吉!”

东条英机的眉头皱了起来。

微微的喧哗声中,一扇门打开,田中隆吉站在门口。法庭上人们在交头接耳。

东条英机紧紧地盯着田中隆吉,板垣、土肥原及其他战犯都惊讶地看着田中隆吉。身穿西服,长得肉头肉脑,看上去有点像山西当铺老板的田中隆吉环视了下法庭,直直地走到证人席。

梅汝璈看向下面,向哲浚也看着他,用手指悄悄地指了一下坐在贵宾席上的刘建业,冲着梅汝璈微微一笑。梅汝璈也笑了一下。

田中隆吉坐到证人席上。

季南问:“证人,请问你的姓名。”

“田中隆吉。”

“国籍?”

“日本。”

“职业?”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

“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陆军少将,退役前担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

法庭上又是一阵骚动。

田中隆吉是1893年生人,1913年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同期的有那位死在硫磺岛的栗林忠道中将(死后晋升大将)。陆大34期(1921年)的毕业生,从19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任职,1923年在支那班任职。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那时日本人管中国叫“支那”,所以这“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根本博,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的,不能随便乱用。那个“支那班”后来升级成了“支那课”,但是“支那通”仅仅用来指那些“支那班”出来的人。这位田中隆吉就是这么一位“支那通”。

陆大34期支那通不少,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最后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搞“9.18”的花谷正,还有和知鹰二都是那一届的。

田中隆吉的朋友不少,在支那课混的时候通过桥本欣五郎的介绍,和大川周明交上了朋友。这个朋友可交的好,后来田中去满洲以后就知道好处了。1927年开始田中隆吉开始在中国活动,一开始在张家口任特务机关特派员,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参谋本部研究员,就是说同时代表参谋本部。因此1928年的“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他在现场,还交了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鸦片王”里见甫。

就这样,田中隆吉和其他参谋有点不同的是他一直在情报行当混,几乎没有干过作战参谋。所有的阴谋事件几乎都能找到他。

30年开始担任陆军驻上海武官,32年1月田中少佐和“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在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也就是“1.28事变”,目的在于转移国际视线。川岛房子雇了杀手在上海袭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从而挑起了这次事变。板垣的目的是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挑起武装冲突就不会有人去注意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了。“1.28事变”一直闹到5月5日才签订停战协定,而板垣征四郎们则乘机在3月1日偷偷摸摸成立了那个“满洲国”。

这个“1.28事变”还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那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军用飞机轰炸民用目标。从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号上起飞的海军飞机轰炸了上海。

而田中也因为在“上海事变”中的功劳而升为中佐,在1935年去了满洲当关东军总参谋部情报参谋。后任德化特务机关长。在德化干什么呢?想学石原莞尔,鼓捣一个“蒙古国”出来。谁知他运气不佳,石原莞尔的对手是3流倜傥却优柔寡断的张少帅,可田中隆吉的对手是杀伐果断的傅宜生将军。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少帅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田中只好偃旗息鼓了。

失败是失败了,但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就升上了大佐。77事变的时候他在朝鲜军第19师团当第25山炮联队长,没赶上。急得和辻政信一起赶到天津去给那位牟田口大佐打气,生怕牟田口一不当心给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莞尔给忽悠了去。

卢沟桥事变总算按照这拨的意图弄大了,这边朝鲜军1938年8月又弄了一个“张鼓峰事件”。别看他田中隆吉穿了那么多年军装,还没打过正经仗,可算等到了这一天了。说着话拉着他那几门木头轱辘的山炮就去和俄国人干了。

人老毛子这次就让田中大佐彻底开了眼,一出手就是200多门大炮,里面居然还有不少150毫米口径的。再加上遍地的坦克飞机,一下子就把隶属日本朝鲜军的第19师团给打残了。这顿打不白挨,田中算长了学问,知道了白鬼子打仗是玩钢铁,大大地吓人吓人。以后没事还是不要去惹白鬼子。

人跟人不一样。辻政信输了诺门坎老是想报仇,这田中隆吉呢,算被钢铁给吓破了胆。以后田中这一辈子的所作所为都和这次在张鼓峰痛挨了扁有关。

痛定思痛,吸取教训。田中大佐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不是在第一线干的人,还是该去干特务情报老本行。正好可能上峰也觉得让这位去放炮有点屈才,屈才不说,这不一炮没放出去还差点让老毛子给放没了,就让田中去陆军省干兵务局兵务课长。

兵务局是陆军省最年轻的一个局。干什么的呢?主管“军容风纪”。1936年“2.26事件”以后,军部觉得要抓一下“军内思想工作”,这才在8月成立了这个兵务局。其实就是主管宪兵,宪兵在当时的日本不仅仅是军事警察,同时还是秘密政治警察,那时候的东条英机就是关东军宪兵司令。

干宪兵了不到一年,成绩斐然,官升少将。去了第一军当参谋长。第一军司令部在山西太原,怎么会要这么位不会打仗的将军去当参谋长呢?主要是当时日军想招降山西土皇帝阎百川,所以就派了这位“支那通”去了山西。他手下的作战参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位后来在香港喊“毛ZD万岁”,在天津做对虾贩子的辻政信的秘书朝枝繁春少佐。

忙了半天,没忙出名堂。不管你能指出别人多少不是出来,阎老西在大是大非上还是分得很清楚:当汉奸,没门。大半年后田中又回了陆军省,还升了官,这次是兵务局长。

会不会有人觉得奇怪,这位田中上哪儿都干不成事怎么还能官运亨通呢?因为那时候东条正顺着。东条是宪兵出身,靠宪兵吃饭、觉得让田中管宪兵他放心。田中和东条英机在满洲就是旧交,37年他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东条兵团”(也叫东京兵团)的参谋。

现在中国人知道的昭和军阀在中国大陆的大屠杀一般就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东条兵团”在晋察,内蒙进行的大屠杀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超过了南京大屠杀。那个“东条兵团”的编成也是日军历史上几乎没有过的:参谋任主将,所以有这么个匪号。

其实单单就中日战争来说,东条倒不一定是甲级战犯,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乙级战犯。遗憾的是无论是国府还是ZG都没有加以追究,“阳高惨案”,“宁武惨案”等大量大屠杀行为根本就没有在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上提起,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也根本就没有“东条兵团”这个名词。还是秦郁彦教授在1987年才向世界揭露了这件事。说句闲话,这位秦郁彦教授也是被中国愤青们封为“右翼文人”的。

田中隆吉当了陆军省兵务局长,后来还兼了一个时期的陆军中野学校校长。这个中野学校是专门培养间谍的学校,特别变态,创办者是那位后来开战前夕和美国秘密谈判的岩畔豪雄。

这就到了1942年日美开战。应该公平地说田中隆吉是反对开战的,田中隆吉是支那通,并不太知道美国的事儿,但是张鼓峰的苏军炮火他这辈子忘不了。都是白鬼子,炮火应该都差不多,这辈子他可不愿意再挨那炮火。你要是说他田中在中央机关,“英美鬼畜”炮火再猛又轰不到他身上,他这是害的哪门子怕呢?人家又没有打算当一辈子少将局长,还想在肩上再添几颗星呢。怎么看怎么觉得武藤章坐的那个位子——军务局长爽。可是想升官就得到现场去锻炼锻炼,和蒋介石玩人家田中倒是不怕,可是要和山姆大叔开练,哎哟我的妈诶,听说那比俄国人还阔,打起炮来不论个,论时间,这打到本将头上来怎么办?所以反对。

那不行,那叫“失败主义”,这么一来田中就被轰出了陆军省。和石原莞尔不一样,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事态有一套一套的说法,所以被轰出了军队还能到陆军大学去当教授;这位是真的怕死,说不出什么道道,把东条惹急了说他有神经病,干脆关到国府台的陆军医院去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怎么转预备役还捎带着给披了一件“疯子”的马甲?这下田中隆吉对一点不给面子的东条英机,竞争对手的武藤章,身为陆军次官装聋作哑不说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的的木村兵太郎是恨之入骨。

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

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

原本刘建业还没有想起这个人,田中隆吉的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刘建业的高度注意。刘建业立即通过以向哲浚为首的中国检察组以国际检察局的名义发出了一个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就是“服部时计”(就是那个现在做精工牌手表的)老板的私宅,被中国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中国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

刘建业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国际检察局极深的印象。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

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官们是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而田中呢,有了占领军开出来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对他来说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

刘建业肯不惜以不让他受到起诉为代价换取他的合作,也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宝库,只要他肯出庭作证来指证那些战犯,在法庭上的证言将是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要时候和嫌疑人达成司法交易,这是英美法系常见的。刘建业现在为了能够尽快加速法庭的审讯进展,也只能暂时放下对田中隆吉战争罪行的追究。大不了就先让他多活一阵,刘建业相信只要自己的部队还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田中隆吉就能逃得出自己的手心。

田中隆吉之所以一出场就能引起法庭的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首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

也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

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knsh&#46m田中隆吉的老朋友。

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

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首席检察官季南向卫勃**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

卫勃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卫勃就会知道季南的理由了。

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季南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0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

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

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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