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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疲倦地摇摇头,两手握住扶手,重重地往后一靠,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气对我说:
“不管你怎么想,我想告诉你,我们的宗旨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既要让病人康复,又要使他们重新获得快乐和幸福。对于那些实在不能康复的病人,我们同样得努力做到第二点,甚至更努力。”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拿这几层楼来说,大家都知道渐冻症是绝症,不管怎么治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所有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拼命工作,忙忙碌碌,不知疲倦。为了这些没治的病人,医生忙着开各种各样的单子,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开各种各样的会;护士忙着配各种各样的药,打各种各样的针,填各种各样的表。医生每天都要来查房,照例逐一询问病人的情况,叮嘱这个要多喝牛奶,那个要多甩手臂。其实他心里清楚,对于一张很快就要闭上的嘴,喝多喝少都一样;对于一条很快就要枯萎的手臂,甩与不甩都一样。
护士们忙出忙进,一会测体温,一会量血压,衣兜里随时揣着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测量完毕就马上记录下来。但对渐冻人这样的病人来说,体温三十七度和三十八度、血压高一点和低一点有什么区别呢?
有人还是挺在乎的。每次测完体温和血压,老太太都要将她那张皱巴巴的脸凑近护士的小本子看看。如果护士说正常,她就会裂开掉光了牙齿的瘪嘴欣慰地笑笑;要是护士说有点高,她就会不高兴地嘟囔一句怎么又高了,好像是护士搞错了。倒是老头,正常不正常他都毫无反应,他永远处于一种麻木而安祥的状态。中年男人不会主动询问,但护士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很想知道结果,每次都是一测完就告诉他,然后再记录。他的体温和血压每次都正常,其实他也知道没问题,但他希望听到别人说出“正常”两个字。
那位姑娘不在乎。测量过几次体温和血压后,她对护士说不用测了,她的口气冷淡而坚决。护士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也让她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她对护士说你已经尽到责任了,至于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护士叫来了护士长。护士长凶巴巴地一把抓起姑娘的右手,唰地一下将她的袖子捋到肩膀,三下五除二将袖带缠在她的手臂上,一只手按住袖带下的听筒,一只手打气。
袖带迅速鼓起来,泡沫一样将姑娘的上臂淹没了。她想抽回手,但动弹不得。一开始护士长抓住她的手她动弹不得,后来她只用两个手指轻轻压住听筒,她照样动弹不得。她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护士长瞅了她一眼说:
“怎么,委屈得很?”
“我都这样了,就不能自己作回主吗?”她抽抽搭搭地说。
护士长冲她笑笑说:“进了医院就得听医生的,傻孩子!”说着抬起她的手,掀起她的衣服,又把体温计塞到她的腋下。从姑娘绝望的表情看,不像测体温,倒像被强奸。
以后护士来测血压和体温,不管姑娘愿不愿意,她们直接动手,抓起她的手就开始,好像这只手只是立在墙角的一把扫帚,和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发现反抗无效后,每次她都默默地忍着,只是将脸扭开,看都不看她们一眼;护士告诉她结果,她也一声不吭。
“你觉得测测体温量量血压对我们这样的病人有什么用?”姑娘突然问我。
我们床挨着床,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她对谁都冷冷的,经常双唇紧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其实她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五官精致,皮肤白皙,眼眸像潭水一样清澈深邃,只是脸色苍白,神情淡漠,脸上常常挂着泪痕。
我会在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打量她一下。她不和我说话,我也没主动和她说话,但我知道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住一间病房,床挨着床,想不说话都难。我发现好多次她欲言又止,我也尽量忍住不和她搭讪。我知道我先开口和她先开口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现在既然她开了金口,我得有点绅士风度,为了表示尊重,我放下手里的书,把脸侧向她说:
“没用。”
“我也觉得没用。”
“英雄所见略同!”我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
“为什么医院还要瞎折腾?”
“对于一个绝症患者,最可怕的是时刻盯着自己的绝症不放。要解决一个不可能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忘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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