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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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炎刘祎之魏玄同李昭德

裴炎，绛州闻喜人也。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岁余，有司将荐举，辞以学未笃而止。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寻为濮州司仓参军。累历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

永淳元年，高宗幸东都，留太子哲守京师，命炎与刘仁轨、薛元超为辅。明年，高宗不豫，炎从太子赴东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笃，命太子监国，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并于东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又欲与乳母子五品，炎固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耶？”炎惧，乃与则天定策废立。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勒兵入内，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报曰：“汝若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废中宗为卢陵王，立豫王旦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东县侯。

太后临朝，天授初，又降豫王为皇嗣。时太后侄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太后将许之。炎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皆皇属之近，承嗣与从父弟三思屡劝太后因事诛之，以绝宗室之望。刘祎之、韦仁约并怀畏惮，唯唯无言，炎独固争，以为不可，承嗣深憾之。

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为内史。秋，徐敬业构逆，太后召炎议事。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御史崔察闻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乃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鞫之。凤阁侍郎胡元范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纳。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劝炎逊词于使者，炎叹曰：“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竟无折节。及籍没其家，乃无儋石之蓄。胡元范，申州义阳人，坐救炎流死琼州。程务挺伏法，纳言刘齐贤贬吉州长史，吏部侍郎郭待举贬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

先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俘囚，除曲赦外，斩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初，行俭讨伐之时，许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时炎害行俭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逐于营，又碛北回纥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杀之。行俭叹曰：“浑、浚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行俭因此称疾不出。炎致国家负义而杀降，妒能害功，构成阴祸，其败也宜哉！

睿宗践祚，下制曰：“饰终追远，斯乃旧章；表德旌贤，有光恆策。故中书令裴炎，含弘禀粹，履信居贞，望重国华，才称人秀。唯几成务，绩宣于代工；偶居无猜，义深于奉上。文明之际，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实著诚节。而危疑起衅，仓卒罗灾，岁月屡迁，丘封莫树。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贲于九原，俾增荣于万古。可赠益州大都督。”炎长子彦先，后为太子舍人；从子伷先，后为工部尚书。

刘祎之，常州晋陵人也。祖兴宗，陈鄱阳王谘议参军。父子翼，善吟讽，有学行。隋大业初，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面折之。友人李伯药常称曰：“刘四虽复骂人，人都不恨。”贞观元年，诏追入京，以母老固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赉之，因上表旌其门闾，改所居为孝慈里。母卒，服竟，征拜吴王府功曹，再迁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修《晋书》，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吊赠，给灵舆还乡。有集二十卷。

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祎之兄懿之，时为给事中，兄弟并居两省，论者美之。

仪凤二年，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府司马，寻加中大夫。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伺见之，坐是配流巂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男。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祎之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纳言王德真对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于君。”太后曰：“先朝每称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终殁，有制褒崇。为臣之道，岂过斯行，传名万代，可不善欤！”

仪凤中，吐蕃为边患，高宗谓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我比务在安辑，未即诛夷。而戎狄豺狼，不识恩造，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得失，各尽所怀。”时刘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杨思征、薛元超各有所奏。祎之时为中书舍人，对曰：“臣观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愿戢万乘之威，且宽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

后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

初，祎之既下狱，睿宗为之抗疏申理，祎之亲友咸以为必见原宥，窃贺之。祎之曰：“吾必死矣。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祸也。”祎之在狱时，尝上疏自陈。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共称叹其文，则天闻而恶之，左迁翰为巫州司法，思钧为播州司仓。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有集七十卷，传于时。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坐与上官仪文章属和，配流岭外。上元初赦还。工部尚书刘审礼荐玄同有时务之才，拜岐州长史。累迁至吏部侍郎。

玄同以既委选举，恐未尽得人之术，乃上疏曰：

臣闻制器者必择匠以简材，为国者必求贤以莅官。匠之不良，无以成其工；官之非贤，无以致于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盗贼不衰，狱公未清，礼义犹阙者，何也？下吏不称职，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尽也。臣又闻传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案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自久。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徙，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庾之器，所积者宁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将竟其庸妄，糅彼棼丝。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下笔，看势要而措情。悠悠风尘，此焉奔兢；扰扰游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且魏人应运，所据者乃三分；晋氏播迁，所临者非一统。逮乎齐、宋，以及周、隋，战争之日多，安泰之时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陈，十余年耳，接以兵祸，继以饥馑，既德业之不逮，或时事所未遑，非谓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间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杂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