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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寇凖商榷完大楚的相应礼法之后,话题转到了历法上。
而事关历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年号。
之前大楚用的正统年号是骆永胜当楚王时使用的,现在做了皇帝,那就应该更换。
为什么要更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的历法规矩,都是皇帝纪年法。
从秦始皇开始到最后一个溥仪,用的都是皇帝纪年法。
这种纪年法的方式体现的目的,是可以让天下人直观的知道,这个皇帝在位了多少年。
频繁更换年号的皇帝就比较讨厌了。
现在骆永胜做了皇帝,就必须有皇帝的年号,再用正统就不‘正统’了。
“不设年号行不行?”
骆永胜本只是随口问上一句,就见寇凖很是平静的点头。
“行?”
“当然行。”
寇凖给了肯定的答复:“在有年号之前,国家在历法上的统计以君主在位的年数来定,有了年号,其本质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侧面来践证皇帝在位的时间罢了。
这里面,王莽篡汉之后,就没有用年号,他选的是以其王朝诞生之年为始建国元年,这就是想要以国家存在的时间来定历法。
所以,陛下如果想不设另外的年号也是可行的,历法上咱们可以循祖,比如黄帝历?”
最后提及黄帝历,寇凖以为骆永胜是打算崇奉始祖才决定不设年号的,没想到后者还是摇头。
“始祖离咱们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遥远,如果沿用黄帝历,那么从元年至今就有将近四千年,历史过程中有很多的空白期,这都需要一一填充,不然缺少了一份正统性。
所以朕有两个打算,一个呢是以朕出生之年为元年,朕今年三十四岁,那就是三十四年,还有一种呢则是以朕登基之日、大楚开朝之年为元年,阁老选一个吧。”
寇凖陷入了思忖之中。
骆永胜给出的两种想法,第二种是有先例的,而出名的先例不是王莽的始建国,而是秦始皇。
严格来说,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皇帝年号,他只是将秦王政二十六年改为了始皇二十六年,也有一说为始皇帝元年。
因为秦始皇本身的想法就是大秦自始皇及下传迭,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不易。
现在是正统九年,改成大楚元年当然可行,因为今年确实是骆永胜当皇帝的第一年。
不过寇凖又在考虑骆永胜提及的第一个建议。
那就是以骆永胜出生那一年来做年历,可不可行?
这么做就是更深度的放大骆永胜对大楚这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方便中央集权,而且作为大楚的开国皇帝,骆永胜这个老祖宗以生诞年定国家历法,后代的子孙就不敢变。
这样日后也可以省却改元之后还要重新更正年历的麻烦。
史载也可以比较清晰。
当然,这些所谓的好处说到底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出来糊弄人的。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那第一点。
放大骆永胜对整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
俗称。
造神!
“若是以陛下生诞之年做国家历法,那么就不能叫大楚三十四年。”
寇凖挑出了一个小小的不算毛病的毛病:“因为大楚自陛下南昌举义至今也不过才九年,以大楚冠名有些牵强。
陛下是始祖后裔、圣人临凡,不如,就叫圣皇历三十四年?”
圣皇历?
骆永胜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哆嗦。
这好肉麻啊。
而且为什么听起来,会有一种浓浓的玄幻风呢。
“圣皇两个字朕实在是怕后世笑话,叫中元历吧,简称中元,朕诞生之年为中元元年。
有朕之前,为中元前,有朕之后为中元后。
将中元前3731年,始祖诞生之年,定为华夏文明起源年。
中元前2089年,周公定礼。
中元前1235年,始皇扫六合。
中元前1148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致上就是这意思。”
寇凖的脸色变了。
他突然才发现,在谈历法这件事,看来骆永胜早有准备了。
听听刚才骆永胜明确的四个时间线吧。
在这个新的中元历历法中,骆永胜只提了四个例子,除了后两个都有迹可寻之外,前两个的时间线其实极其模糊的。
为什么,因为太过于遥远。
黄帝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
周公旦定礼的第一稿,又是哪一年诞生的?
有史书文献可以证明吗?
有,也没有!
说有,其真实性也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乱。
为什么咱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反而搞不明白了。
提及历法,那是必然要和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历史的文明就没有资格叫做文明。
中国既然是文明古国,溯源历史是后人必然也必须要去做的事,若是不去溯源又怎么有资格标榜自己是文明古国呢。
我们都知道夏商周三个古王朝,可是夏商的历史从哪去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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