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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腐败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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