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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春,刚刚过完大年还不久,四九城里的喜庆气氛还未完全散去,连空气中都似乎还残留着爆竹的香气。因元宵佳节放开的宵禁虽然已经重新开始执行,但还并不甚严厉,即使一更三点的暮鼓已经敲过,京师的大街小巷里还是不时能看到行色匆匆的马车和行人。
铺着青石板的街道上小队的兵丁在往来巡视,毕竟是天子脚下,一个个都是披挂齐全,一手握着刀柄,一手提着有五城兵马司字样的灯笼,昂首阔步,煞是神气活现,与边军衣衫褴褛,刀钝弓折的倒霉模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神气是神气了,里子却只是银样镴枪头,怕是济不得什么事,比如说街道上的车马行人这个时辰出行按规矩是要挨五十板子的,但巡城官兵们却是视若无睹,恍若未见。无他,这个时辰,普通老百姓都早早地在家中歇下了,敢在大街上随便走的多半都是非富即贵,五城兵马司不过是个正六品的衙门,在这高官遍地的帝都,惹不起的人物太多,没的多管闲事闹得个吃不了兜着走!
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是横贯内城南城墙的三座城门,它们是京师内外城的分界线。这三座门的北边是内城,也是成祖皇帝当初迁都北京时营建的天子居停之所,庄严巍峨的紫禁城就在其内。南边则是京师外城,占地其实比内城还要大些,半包围着内城。两者的城墙连成了一体,呈现出一个奇怪的“凸”字形。
内外城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内城是明初国力强盛时所建,建筑规划整齐有序,庄严恢宏,端的是一副天朝上国的气派。不要说红墙黄瓦,雕龙画凤的紫禁城了,就连遍布城中的每一条坊巷胡同都被收拾得纵横笔直,井井有条!
自然的。内城居住也就成了上流社会无可争辩的特权。
外城则是另一番景象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十余万骑直薄北京城下,诸路勤王援军皆溃,俺答纵兵烧杀抢掠后大摇大摆地沿原路返回。痛切于此。嘉靖皇帝责令严嵩主持在京师外围再修建一道城墙。以在外敌入侵时多一道缓冲。只是此时的大明朝国力已远不如国初。只修了一半就草草收尾,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模样,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既然是这般草草筑就的外城。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严谨的规划,旁逸斜出的街巷,肮脏杂乱的市集,低矮弊旧的平房就成了这里特有的景象。
在上流社会人士的眼中,所谓“外城”自然也就成了贫民窟的代称,若非因为宵禁比内城宽弛,以致风月场所和酒楼赌馆极多,居住在内城的上流人士们那是绝足不会踏入外城一步的。
这种固化的印象甚至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存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的士司机都可以跟你津津乐道北京的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北贱”是清朝才产生的说法,出处不详,有兴趣者可以自查)。
在这崇祯二年二月初的外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三五成群猬集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灾民乞丐,整个街景本就乏善可陈,现在竟比平时还要邋遢出十分去。
近年来这种景象已经是常态了,明末的旱灾是小冰河的气候引起的,影响范围极广,遍及从辽东到山陕的整个华北地区,京畿自然也在其中。与山陕不同的是,京师作为大明王朝的心脏,有从大运河从南方输送而来的漕粮供应,而且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赈灾的力度无论如何也比地方上要强得多,自然吸引了四方求活灾民都拖家携口投奔而来。
听其口音,这些人里不少都来自近畿的昌平、顺义等县份,放在现代都属于北京的郊县了,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外乡人,而更多的人是从更远的滦州、永平、大同而来,甚至其中还夹杂有许多操辽东口音的灾民,那自然是前几年王化贞、熊廷弼大败于建虏,数十万辽民奔溃入关遗留下来的恶果了。
灾民人数众多,鱼龙混杂,内城自然是严令禁止他们入内的,又没处收容,于是大量的饥民只得三三两两地猬集在外城的大街小巷中,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为着害怕冻死,挤做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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