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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当陕西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朝庭和陕西各级官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天旱无雨,饥民无食起而闹事,偶有抢掠,本是历朝皆有之常事,何来大盗剧贼?本抚岂不知晓,尔等何须张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丰登,饥民各安其业,盗贼自无”,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被饥民们戏称为“省城贤主人”。
此时北京对魏忠贤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关于武之望的死因,陕西巡抚、巡按各执一词。
巡抚胡廷宴坚持武之望是病死的,说陕西形势大好,纵然有几个小毛贼作乱,也兴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哗变更是子虚乌有。
而巡按吴焕则坚持武之望是畏罪自杀,士兵哗变是由于朝廷一直不拨军饷,武之望左右为难,向户部讨不来军饷,对士卒发不了军饷,眼见哗变在即,害怕承担渎职之罪,只好自寻短见。
陕西各地相继出现饥民暴动。饥民无所顾忌,肆意劫掠地方,民变逐渐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
更要命的是自辽东战争以来,辽东战败逃跑的士卒、落草的山贼、闹饷的边军、被裁撤的驿卒、还有呼啸山林的响马,不断加入反叛大军,局势变得越发难以收拾。
此时反叛大军由原先拿着锄头闭着眼睛冲锋的饥民变成了有组织、有策略、有经验的武装叛军。
可朝廷依然乐观地认为,流民只是乌合之众,只要地方处置得当,稍加安抚,等开春后,自会散去。鄙吝和短视,错过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
崇祯二年初(1629年),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边总督武之望不管是怎么死的,三边总督之位总要有人继位,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派谁去当陕西三边总督呢?谁都不愿意去。
因为官员们都清楚,如果户部还不发军饷,不管怎么做,谁去做,做这个三边总督都是没法活。
几个月下来,新总督依然没有人选。
搁太平年岁这总督的肥缺,少说也得几万两银子打点才能捞到手。
今时不同往日了,衮衮诸公都视陕西三边为畏途,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傻子才去呢。去了,横竖都得死。
要么死在缺粮断饷的流民乱兵刀下,被他们生吞活剥;
要么镇压失败,轻者被主子革职入狱,重者被朝廷千刀万剐。
无论哪一种死法,都会让你后悔生而为人,想想后背就一阵发凉。
在崇祯的严令下,吏部终于推选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何许人也?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雒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擢升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无忌,遭朝廷众臣排斥,引疾而去。
杨鹤是个御史,而且还是个非常称职,敢于直言的御史。
他为了报答崇祯皇帝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见国事衰败不堪,就劝皇帝要培养国家元气,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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