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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老吴不可能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呀,所以就自学印尼语和葡萄牙语。
“崩地呀”(葡萄牙语“你好”),“德里,马嘎西”(印尼语“谢谢”),一个词一个词地学。
一开始发音不准,别人听不懂,只好别人说一个单词,赶快拿笔用中文记下发音,就好像“傻瓜英语”一样地学。
这个工人教一点,那个工人教一点,慢慢的就学会了。
在工中学,学的还是比较快的,但写就不行了,没有专门去上过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当地也没有什么语言学校。
不会语言很吃亏,比如有一次他们跟菲律宾人谈一个工程,听不懂,等他们找到翻译赶过来,工程已经被别人拿去了。
中国人比较吃得起苦,只要过了语言关,到哪都不会输给别人。
到现在老吴这两种语言说、读都还可以,书写有些困难,语言通了是第一步,后来的工和生活就比较顺当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4月底,军人闹事了。
起因其实很简单,东帝汶政府为节省开支,解雇了500余名政府军士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被解雇的士兵要求多发两个月的薪水为补偿,政府没有答应。
于是叛乱士兵开始游行,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也没当回事,该干吗还干吗!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严重起来,让我们不得不重视。”老吴一脸苦笑的道。
“当时是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消息的,我一个同乡新开的商店被暴徒焚烧了,我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过于平静。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到了这个时候,生活方面,我们初到那边是处处谨慎,需要添置生活用品和外出工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不敢乱走。后来发现当地人只要你不去故意触犯他们,他们还是很尊敬华人的。”
“这个同乡是跟我一起来的10个人之一,听到消息的时候当时我正开着车,猛吃了一惊,方向盘似乎都握不稳了,马上靠边停车,打电话给老乡。”
电话打通了,老吴的同乡在那头无可奈何地说:“烧掉了,都烧掉了。整个店都被烧掉了。”
老吴的这个同乡刚来的时候是做泥工,赚到钱后开了一家店,卖小商品,开在一个叫戴比塞(音译)的类似国内农贸市场那样的综合市场里头。
生意不错就又开了一家,华人嘛想得长远一些,不像当地人吃饱穿暖就行,但这样,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比如说老吴。
第二天老吴去看他,看到的情形是。整个市场七零八落,一半以上的摊位和店面被烧掉砸掉了,东西所剩无几,随身财产基本是等于零了。
事后听同乡告诉老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在店被烧后专门去慰问过他。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用品。
这一来他们就很紧张了,到了下午,老吴有个印尼朋友打电话给他,说,叛军今天要过来了。你们赶快到我这里躲一躲。
他是住在总统府边上的,相对安全。
朋友打电话来时,老吴刚忙完工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就马上开车回家带了几件随身衣物去他家了。
老王和朋友分析局势,商量该怎么办,坚持下去还是暂时离开。
当地中国人有大约五六百人的样子,都是勤俭创业的人,这些人也都小有身家,所以他们更加危险,是当地暴乱分子首先要攻击抢劫的目标。
来了三年多,老吴的动产和不动产加在一起也有5万多美金,加上手头上还有三个小工程,走了大概连工程款也别想收了。
但事出突然,连几家银行也都关门不营业了,能带走的现金只有身上的一点点。
最后还是决定走,因为老吴听到和看到外面郊区的一些地方,开始有暴徒烧房子、枪战,事态正在扩大,所以想先到哪儿避一避。
当晚9点,他们工地上一个同乡,没车子回不了宿舍,老吴还开车送他回去,当他开车经过市区时,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大街上表面看上去很平静,是过于平静了,好像就他们一辆车在行驶,这让老吴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老吴的房子是250块美金一个月租来的,宿舍兼着办公室,有电脑、空调、冰柜、洗衣机,还有建筑机械,但已经不属于他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去中国大使馆。
到了大使馆一看,当时进进出出的人那叫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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