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六. 不病到众筹是我最想要的体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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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原来的我还是很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愿意相信我身边的人都是善良的。但对于一个现在已经过了30岁的人来说，再有这种信念就未免显得幼稚、可笑了吧？其实，我这个人一向对人热情，但无奈这些年一路下来被不少人欺骗过、背叛过；其实，我这个人也一向仗义直言，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让我在君子之交的人面前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是的，我想到了让晓庆去发起医疗众筹。但是回顾过去几年的经历，我到了嘴边的话又被我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我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众筹是否值得提倡、是否是对患者家属尊严的践踏。

当“众筹治病”司空见惯，你会发现怪兽般巨大的需求下，个人的力量愈发虚弱。这时你才终于反思，“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不是谁凭一己之力能解决的，原来它是一个十足的公共问题。

有人可能要抬杠了，“不就捐那丁点小钱吗？至于讨论个大半天这么小家子吗？”

不，在两千多年前的魏国，有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叫杨朱，他可以说是“小家子”本人了。杨朱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为什么拔一根毛就能造福天下，他也不肯呢？原来有的爱心捐款，原本应该是公共财政应该承担的责任。

首先，一根毛在逻辑上本来就不能造福天下。其次，造福天下不应该是个人修养，算不上一个“德目”。

杨朱从不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就变成美好的人间”这种话，他的信仰是“只要人人都别绑架我的爱，世间才变成美好的人间”。换言之，杨朱认为，魏国不可随意将责任转嫁到个人肩上，否则一个百姓的凄惨遭遇，居然要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自我消化和降解，岂不荒谬？民众纳税，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吗？因此，“众筹治病”与新年发红包、喝喜酒随份子和入庙添香油都有本质上的差异，千万不能将之包装为一项社交活动。说到底，这是医疗制度健全与否的问题。医疗说到底是公共问题，众筹医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在中国香港，这里有着全地球最长的人均寿命，因为全民健康服务制度已经很成熟，政府辖下的卫生署以“不容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适当医疗服务”为宗旨，订立的医疗制度完善到严苛的程度。想拿医师牌执业？难于上青天；想被人炒？没那么简单——你只要尝试给病人开贵药，就会面临最高七年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永久居民入住任何一家公营医院，无论你是割肿瘤还是割包皮，每天只须消费100港元（含一切膳食、住院费、药物及手术费），经济条件更困难者则全免，因此政府的医疗开支占经常性开支的比例高达20%。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中国内地，由于全民大病社保尚未全面铺开，对身处偏远乡镇或未购买医疗保险的居民来说，“众筹治病”有时可能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想到这里，我内心又是一阵无奈，毕竟晓庆家里虽然因她父亲的病已经耗费甚多了，但毕竟还没到那种山穷水尽、砸锅卖铁的地步。至少，在我内心上来说，她还没到那种非要发起“医疗众筹”的地步。如果她现在去发起众筹，虽然我会响应她、支持她，但是我不得不说，从此以后她在我心中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了。

谁更有资格获得帮助？

这可能是中国众筹医疗不得不面对的人性拷问。我们对健康的最大希望，无非是希望活得体面、病得也体面，不会因为一病返贫而走向众筹求助的道路，也不希望众筹医疗变成人们面对大病时能够想到的唯一途径。

至少……现在晓庆其实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什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