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美使馆的舞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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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陈明宇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述说民初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失败，读者可能已经觉得时间很漫长，但是放到真实的情况下，这些对话完全不会超过三十分钟，演讲者和听众都渐入佳境，精彩的言论犹如一番美酒，众人情绪高涨，气氛正high。

可是芮恩施夫人还要维持舞会的秩序，或者说要将舞会进行下去，精彩的言论是舞会必不可少的亮点，芮恩施夫人很高兴，舞会还没有正式开始，自己主持的舞会让大家有一个可供回忆的美妙片段，它是重点，可它并不是全部，一个完美舞会还需要丽人绅士在舞池曼舞，需要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需要觥筹交错和侍者往来穿梭，时间已经不早了。芮恩施夫人吩咐舞会立刻进行，于是“闲杂人等”和其实并不热爱政治性言论的先生女士小姐们便纷纷踏入舞池起舞，轻松流畅的华尔兹圆舞曲透过窗户，传向黑暗的天际，路过的保守的中国人听到了这莺声燕语，看到了流光溢彩，不知想到了什么，暗骂一声“无耻、下贱”便加快脚步离去。

美丽文静的爱丽丝并没有离去，虽然她很不喜欢这些话题，可是她也厌倦了跳舞，看到缩在角落不发一言，尽量低调的卡尔·卡内基，她决定还是让这位英俊的中国小伙子乘胜追击，当然一位有才华的男士在如众星拱月般地演说时所散发的光彩和魅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陈先生，那么帝制为何又行不通呢？”

“第一，帝制的思想基础被摧毁和君主体制丧失了威望。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是以独特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并不像西方那样的封建制。西方的封建制更像春秋时候的中国，分封成为一个个“城邦”，国王有自己的地盘，小贵族也有自己的地盘。国君是大诸侯，底下的贵族是小诸侯，国君是贵族中的一员，王权和领权互不侵犯，所以你们还有可能在实质性的民主共和制下保存君王，这个便是你们的思想基础。

而儒家思想是为了一人独权而设立的，它的特点便是‘天命’和‘大一统’，而儒家思想一旦出现了认同危机，中国王权的权威合法性就开始动摇。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虽然儒家当中的家庭伦理和价值系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是其中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开始出现了认同危机，其后在一次次的丧权辱国和西学东渐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阶层开始放眼看世界，寻求新的救国之道，心智已开，在儒家思想基础动摇的情况下，袁世凯要称帝首先就不可能取得‘天命’上的合法性。

另外一点，君主已丧失往日的尊严和威望，而且这种尊严是难以恢复的。世界潮流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发展的示范效应；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为推翻封建专制对君主制进行的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丧权辱国；动摇了国人心中的君主神圣地位，再也没有往日的魔力了。官府之文告，学校之教科，书报之言论，街头巷尾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君主的形象已经变得丑陋不堪，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要称帝都会变成跳梁小丑。

”

“第二，袁世凯缺失道德修养。

政治文化新老交替，而人们对于统治者的个人道德要求却没有变。把个人道德和国家政治结合起来的道德政治不独儒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就意味着出色的道德修养是统治者有效实施其统治的必要条件。

然而，袁世凯在其短暂的统治时期，多次在共和与帝制之间出尔反尔，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国人再也不会受他的欺骗了，纷纷起来，群起而攻之。于激进派所痛恨，守旧派之不耻甚至遭到保皇派的谩骂。

唐继尧、蔡锷将军曾义正词严地表示：永除帝制，夫以誓口血未干，难拂民心；清帝之诏书俱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

旧官僚旧名士汪凤瀛（张之洞的幕僚）：劳乃宣（清朝遗老图谋复辟清室，学术牛人啊，是汉语拼音推行的功臣，却是忠诚而守旧的封建卫道士）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攻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前时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大总统为民国元首，受人民之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此言犹在耳际。而今纵容君主政体之说，流毒天下，袁氏失大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本。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总统焉不如是！

袁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视政治如游戏，不仅遭到捍卫共和的人唾骂，也为具有保皇思想的人所不容，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说：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指统治者之令如人之汗，一出不复收。）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裘治平（一个知名遗老）之请为帝，于宋育仁（遗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而反，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

物议汹汹，世间难容。

即使在封建时代，天子如果丧失了德行而施行暴政，那么他就不再是‘天’之子，人民可以推翻他的王朝，剥夺他替天行道的权利，在重新产生一个有道明君来取代他。何况是在‘天命’上还没有取得合法性、德信礼义全无的袁世凯帝制。

”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袁世凯缺乏政绩基础。

袁世凯治国的确有一些政绩，但政绩并不是非常突出，且困境多多，离国民的较高期望还相差甚远。去年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给参政院呈文中描述了15年底外交、财政、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情况：‘至如水旱偏灾，时时见告，迄今未已。以言法律，方在萌芽；以言兵力，仅足支柱；至于财政艰窘，已达极点，而内费外债，相逼而来；至于外交东邻协约，北蒙自治，藩篱洞开，权利侵削，国势之飘摇极矣’。梁启超也劝袁世凯勿行帝制，在给袁世凯的尚书中认为中国‘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从上述事实来看，袁世凯治国四年，吏治、财政、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无甚起色，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从前，这样一种执政能力令国人感到失望，即使袁氏不称帝，也会动摇袁世凯继续执政的合法地位，极大地威胁着袁世凯现政权的存在。

因此，袁世凯在这样的政绩基础上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一意孤行，遭到全体国人和所有政治派别的一致反对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