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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而会怨恨我们,以为我们在助纣为虐,逼死他们。”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只靠士阶层,也难以守住。时代变了,不再是百余名士人带着徒卒民众就能野战守城的时代了。”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新郑如果墨家不介入,是根本守不住的。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毕竟这件事最开始就定下来基调郑国不接受政治条件,那么墨家就不会保郑独立。
他之前所说的在城墙后面再建一座新式防御,也是需要墨家全面接管城邑的城防、有郑君背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墨家守城,拆房拆屋,必须要“主券书之”,日后战争结束要照原价赔偿的。
守城的整体战,更是需要征粮、征调民力,这些都需要郑君出面表示认可才可以实行,否则的话墨家不可能去拆屋建新城防的。
在新郑的墨者不少,如果将民众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条件逼迫郑君接受,效仿当年宋国事,这也是可能的。
前提就是先接受守城的虎符,有合理合法的名义组织民众,至于说组织起来后宣扬什么,那就不是郑君能够管得到的了。
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后,迅速做出了表决,最终同意了主持者和徐弱的意见,选出三人为代表入宫和郑君谈判,在郑君保证事后会变法变革的前提下,接手新郑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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