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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既不反对又认为是善政,只是这善政里面也有许多生意。
就在适出访商丘之前,以商丘的一些大商人、公族们为主的一部分人,组建了一个商会,并且提出了一个论调。
他们认为,不论是保持军队还是发展生产,都需要税收,而税收又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的。
这些大商人和旧公族的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个“民不加赋国用足”的好办法,即将宋国的各处税收壁垒打破后,由他们商会出资购买下几处乡县的售卖权,别家商人不得进入。
售卖专营权的钱,就可以用作军费和一些生产建设所需,比如宋国东部的一些乡县的铁器、盐等由商会花钱获得专营许可,这一大笔钱就可以让政府少从农夫身上收取一些税费,两全其美。
并且大力鼓吹泗上的印花税政策,认为进入宋国的铁器由商会购买后,再由商会印花销售,私自售卖则要惩罚,而商会的专营权要“公开公正”地价高者得之,但又必须在半个月内定下,并且一定要是宋国人因为这样才会“心怀宋民”不至于过于求利苛刻。
如此一来,民众少缴纳了税,又有了铁器可用,中枢还有了钱可以用作民用生产,当真是岂不美哉。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有时候就是承受了无数苦难后的觉醒,民众此时对于贵族制度是反感的,隐约觉察到了商人的可恶但还没有总结出来专营权的可怕之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只是农家极为反对,因为农家本来就是反对商人的,而且他们在泗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害民之处。
是故农家表达了反对,并且认为如果不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在农家所要管辖的几个乡会正常缴纳军赋,绝对不会售卖专营权给外人。
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农家认为商人会谋利,虽然看上去民众缴纳的国税少了,但实际上商人求利,不会出于好心,所以实际上最终钱还是农夫出的,甚至于比起正常的税可能更多。
但是农家本身又支持“市贾不二价”,所以农家希望也是垄断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心”可以在不获利的情况下使得民众得利,就算是售卖也不会从民众身上剥利。
可农家关于整个宋国统一定价的方案,又不可能被别家认可,再加上宋国一些改头换面的旧势力的反对,使得宋国统一政策的方案不可能实施。
折衷之下,农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策,但他们希望能够从墨家手里借贷一笔款子,从而垄断他们将要执政的几个乡的售卖,用良心来确保市贾不二价,来确保民众不会损失太多的利益。
关于这其中的歪歪绕,适当然是知晓的,实际上宋国那些大商人和改换身份的旧贵族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适就知道。
对于这件事,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宋国的革命很不彻底,将来有一天当然是要毁掉专营权这些东西的,但这些东西最好是觉醒了的宋国民众自己来反对,如果真的不行,等到天下大定的时候还没有解决还没有觉醒,那么再由墨家来用暴力收拾。
宋国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地区”,算不上一个国,因为在经济上宋国已经基本上是泗上的从属,倾销地和原材料产地。
短期看,民众得到了土地,降低了税赋,减少了贵族的私兵和整体上的军赋,民众的生活水平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长期看,等到民众们逐渐开智,稍微加以引导,又有外力支持,那么自然会起身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但适希望这是民众自己争取自己醒悟的。
毕竟,宋属于天下,宋人是将来天下人的一部分,天下的觉醒和重塑需要的是天下人的觉醒,施舍来的东西总不会长久和珍惜。
泗上处在生产者的位置,本身的利润已经够了,所以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批发价和泗上的利益息息相关,既然大商人和改头换面的旧贵族想要攫取这些利益,他们便要做好将来承受反噬的代价。
墨家不评论此事,那么这件事在墨家的官方解释中既可能是害天下的、也可能是利天下的,有一天需要评论的时候自然会给出一个定义。
适甚至知道,戴琮的家族在其中也有极大的利益,并且希望利用他这个询政院大尹的身份来获得足够的利益,当然他自己不会亲自出面。
一场闹剧式的变革,也必然带来闹剧式的结果。闹剧式的结果,正是墨家此时希望的宋国模样。
至于剩下的几个声明,也都是和宋国“摇身一变”的旧贵族、大商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开办银行,控制货币发行、统一泗上和宋国的货币,这是墨家控制宋国的手段。
开办银行的股本又不是墨家自己出,还有一部分要留给宋国的公族贵族,既然暂时不想直接统治,总得养几条听话的狗,并且给他们点骨头吃。
将来因为商人盘剥民众太过而出了事,那也和墨家无关,反倒是民众会“喜迎王师”,或者自发革命。
这一次宋国闹剧式的变革,总归有点进步,打击了分封建制的贵族,旧的统治阶层完蛋了,新的矛盾还在萌芽和酝酿之中,为时尚早。
顺带着使得宋国更多的人有生产资料可以买得起泗上的手工业品,为泗上每年花费高昂的教育体系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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