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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天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天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客;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争,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天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人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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