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兄弟姐妹 （1）哥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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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里姊妹三个，姐姐是1965年，哥哥是1968年，我是1971年。三年一个孩子，总共三个孩子。在那时候的农村家庭，家里的孩子算是少的。那时候很多家庭大都是五六个孩子，然后起的名字叫“荣”、“华”、“富”、“贵”，或者“金”、“银”、“财”、“宝”都很多。我有个同学，自己亲兄弟加上亲堂兄弟总共七个人，按照出生的顺序，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文”、“武”、“双”、“全”、“保”、“中”“心”。我这个同学就叫立保，成年后当兵又因为婚姻受挫抑郁，轻生了，我在以前的章节中讲过他。但我们的名字都是妈妈起的，姐姐叫志聪，哥哥叫志明，合起来就是聪明。但聪和葱同音，姐姐长大后嫌土，自己改叫马洁，但身份证上却又叫马聪。在社会上，大家只知道她叫马洁，不知道她叫马聪。哥哥更是离谱，长大后，竟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跟我们的姓以及妈妈的姓都毫无关系，可以说是毫无来由。如果放到现在，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民法典还规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也可以选取直系长辈血亲、法定抚养人之外的抚养人、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的姓，哥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石磊显然都不符合这些情形。如果是放到现在，可能就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不会被上户口。但正是由于民法典有规定，哥哥以后如果想把名字再改回去，问题也是不大的。我中专时的一个同学，中考时用别人的学籍，名叫克申，但工作后就又改回原名，叫金科了。

哥哥两三岁的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他讲话舌头有点秃，却又伶牙利嘴，泼皮胆大，常常讲出让大人们哈哈大笑的话来。比如我爸爸有个朋友郭中井喜欢逗我哥哥玩，一次，他问我哥哥：“马明呀（哥哥小名）我们想到你家吃饭，你可同意呀？”哥哥说：“你要不是亲戚不同意，要是亲戚就同意。你要是亲戚，我拽住你尾巴，把你拽进来”。把一众乡亲们笑的东倒西歪。哥哥说拽尾巴的来由，就更搞笑了。那时候，生产队的庄稼都要人看，防止猪啊，鸡啊去糟蹋。有时爸妈就让哥哥看一下。哥哥一看到家里的猪要去偷吃庄稼了，就拽住猪的尾巴，硬生生的把小猪给拽了回来。那时候，我家北边住着我本家一个老太（相当于曾祖母），哥哥每天早上敲老太太家门，给她送芋头吃。当时我妈妈快生我了，老太就逗我哥：“马明，你妈妈又要生小蛋了吧？”哥哥说“是的，但我们不要了，送给老太”。等到我生下来，哥哥又去给老太报喜：“老太，老太，我妈生小蛋了”。老太说：“那说好了，小蛋送给我养了哦”。哥哥说：“不干了，小蛋妈妈要留着了”。有段时间，妈妈带着姐姐和不满周岁的我住在外公家，但中途有事，哥哥就带着一个亲戚找到外公家。外公家的邻居就逗他：“马明啊，你妈妈不在家，你爸爸可给你咔咔（俗语，是肉的意思）吃？”哥哥说：“自拔子（土语，男性生殖器）咔咔，四天吃八顿稀饭，还咔咔！”把大家逗的哈哈大笑。哥哥五岁的时候，家里喂了五只老鸭，因为家门口是生产队的庄稼，不能放，哥哥就跟着我小姑姥家的二儿子二孩到很远的地方去放鸭。有时候好多天不回来。二孩天天带着我哥散扯，教会我哥很多俚语、俗语。但在外面的生活很苦，不仅吃喝没保障，晚上睡觉也只能借宿。哥哥的手和脚都皴开了许多血口子，二孩还经常把他揍的鼻青脸肿。后来远方的亲戚反馈消息，说不能再让小孩去放鸭了，在我妈妈的强烈干涉下，爸爸终于忍痛割爱，卖了五只老鸭。哥哥终于又能回来带我玩了。

因为姐姐比我大六岁，我小时候她带我玩的少。她从潜山小学毕业了，我还没上学。我印象中，在她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跟着妈妈去看过她，当时他们都是红小兵，正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练投弹。还有一次，姐姐和我一个堂姐在全校表演跳红小兵舞，我跟着村庄里的大人去观看过。而哥哥只比我大三岁，我习惯跟着他的后面，做他的跟屁虫。哥哥有时放牛会带着我，我们两个一起骑着大水牛，快乐无比。我们经常在夏天的中午，赤脚踩着滚烫的地面，到水库，到池塘去洗澡。也经常在晚上，跟全村庄的小伙伴一起，到刘老圩子去看露天电影。但哥哥有个毛病，不喜欢看电影的时候吃西瓜。大概他觉得当众吃西瓜，影响形象，丢人。他不吃西瓜，我自然也没得吃，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都是孩子，我们两个也都很皮，经常在一起打闹。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口的烂泥田旁边，他要背我，我也要背他。结果我背不动，两个人一头扎进烂泥田里，像两个泥猴一样。回家后，妈妈看到我俩差点笑岔了气，责令我俩把衣服全脱光，光屁股洗澡。还有一次，大年三十上午，我俩趁爸爸出门，在家里堂屋抱着摔跤，结果撞上了桌子，把家里唯一的开水瓶的给打破了。爸爸回来后，气的把我俩罚跪在地上，打了一头的包。但哥哥更多的时候，像个学生意见领袖，在上学的田埂上，他总是能滔滔不绝的吹牛，而我们一帮小孩，只能默默地跟在他后面，洗耳恭听。我后来也有一点这个特点，大概因为，我和哥哥的见识超过一般的小孩吧。

哥哥上初中后，因为他早出晚归，我和他接触的就少了。可以说，那两年我对他的记忆等于是空白的。我小学考初中那年，哥哥上初三。我记得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时候，还找哥哥借的圆规和尺子。哥哥一上初三，不仅住校，而且学习异常紧张，他还在井王中学的初三复读了两年。他复读的时候，我上初一、初二，经常给他带菜，因为他周末有时也不回家一趟。我给他送菜的时候，就经常见到一教室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在埋头学习，黑压压的一片。虽然哥哥的成绩也很优异，但那时候的中考太卷了，竞争异常激烈。所以，哥哥连考了三年，也没考上。86年，我上初三，哥哥到枣树岭中学去复读。因为哥哥复读了三年，所以他的同学众多。他的好多同学后来还变成我的同学。多少年后，哥哥在广东就业安家，但是他的这一帮在省会的同学却都和我保持着联系，把我看成同学加兄弟。87年的中考，我因为冻疮休学没参加，但哥哥终于考上了中专。他虽然考的是自费，报的省会经济管理学校乡镇企业管理专业，当时每年学费500元。但爸爸经过反复思考，最后还是咬咬牙同意了。那时候家里都穷，500元学费还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但让我爸爸没想到的是，哥哥上了中专后，如鱼得水，开始混社会了。他不仅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石磊，还处了一大帮同学朋友，还跟双岗一些混社会的人相互认识。幸好那时候爸爸在老家，离他比较远，不了解情况，否则要被他气死。哥哥身体好，力气大，是学校的标枪冠军和羽毛球冠军。加上他口才好，又喜欢写诗，在学校里被称为“石大侠”。哥哥不恋家，有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其实，他的这种个性，在枣树岭中学复读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因为那时候，他很少回家，除了寒假没地方去，他都基本在学校里呆着。偶尔回来，也是眉飞色舞的吹他在学校里的风流韵事。他喜欢跟一些女生开玩笑，嘻嘻哈哈，妙语如珠，像兄弟一样的感情。他在枣树岭中学复读，班上有几个优秀同学的名字，经常被他跟我在家里念叨，所以，那时候，我就记住了任继树，吕中国，李树山这样的名字。哥哥的个性，通过他在枣树岭中学的毕业照都可以看出。那张照片上，他的头发留的老长，脸上是羁傲不逊的表情。哥哥在中专三年级后，竟然和同学一起，瞎捯饬生意来。一次竟然把家里给他的学费给亏掉了，导致学校老是收不到学费。我哥哥说家里困难，学校领导就亲自到我家里来调查。那次调查，我家二伯父和堂大伯不给力，说我家并不困难。所以学校领导下最后通牒，要么马上交学费，要么退学。爸爸焦急万分，到处借钱，终于把哥哥的这个窟窿给补上了。88年，我也考上了中专。我们两个，一个在省会上，一个在苏州上。除了第一次到苏州上学是姐夫送我到学校外，后面每次开学，大都是哥哥帮我买火车票，以及送我上车。有时候，开学或者放假，他就带我住他在省会的同学家里。他有个同学叫李伊军，很讲义气，李伊军的父亲在淮南路一个单位的宿舍有不少房子，哥哥带我在他家至少住了不下三次。那时候，省会的火车站在明光路，明光路上也有不少店铺。哥哥有一次送我上学的时候，花了三十块钱给我买了一双三接头的皮鞋。那双皮鞋，我在苏州穿了两三年。后来鞋跟断裂，没办法再穿了，我才将其扔掉。我和哥哥也经常通信。那时候，写信，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通信和交谊方式。在苏州上学的我，曾在一天之内收到过七封信，满满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我的性格可能也受到了哥哥的一些影响，在苏州四年，我剃过一次光头，烫过两次卷发。喜欢穿着文化衫，沙滩裤，背着大红的背包。虽然家里面穷，但这些行头却不要多少钱。有一次放暑假，姐姐和哥哥一起到明光路火车站接我。当我随着旅客一起走出车站，站在台阶下的哥哥差点没认出我。我光着头，背着一只红包和一把吉他，本来个子就高，在人群中显得十分显眼。但却跟他印象中的形象差异太大了。我一时还没习惯改成乡音土话，竟然用普通话喊：“姐，哥，我在这”！这让我哥觉得十分的好笑，在后来的N次，他都对我进行了嘲笑。

因为哥哥在经管学校上学，我经常开学或者放假的时候，也从那走一趟。哥哥总是带我到饭店吃饭，很少吃食堂里的饭。91年哥哥毕业了，但我到苏州上学还要从从省会中转，哥哥就安排比他晚一级的师弟照顾我，让我到学校去找他们。哥哥在省会经管学校时，还有两个关系比较好的师妹，令桂和贤秀。两个师妹一个柳絮才高，一个活泼可爱，都是秀外慧中，巾帼不让须眉。令桂还是学校芦笛诗会的会长。哥哥曾经带着我，在经管学校夏天的操场上，跟两个师妹吹牛。看他们吹牛，就像辩论赛一样，话里都藏着机锋，互不相让，斗的不亦乐乎。人生很是奇妙，哥哥的这两个师妹，后来竟然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因为都喜欢诗，我们后来又认识了令桂的叔叔，祥宏，一个农民诗人。我和哥哥在暑假时，曾经一起从姐姐家赶到高牛白露寺村，去拜访令桂和她的叔叔祥宏。令桂家的房子和祥宏的房子是前后屋，都是土屋。令桂的两个弟弟，一个叫令州，一个叫令县，可能也是她爸爸特意起的名字。令县很好玩，才五岁，光着屁股在外面放鹅，看到我们去，十分亲热。祥宏热情洋溢，虽然字写的歪歪扭扭，但家里的土墙上，都贴满了他手写的诗。祥宏执着的邀请我们晚上住下来，一起谈诗论道。令桂还把高牛另外一个叫令贵的，也是省会经管学校的学生，叫了过来。我们四个男人，就在祥宏家破旧的木床上，吹了一晚上的牛。那时候的令贵，让我觉得真美。不知道哥哥对她可有想法，我是把想法深深的埋在了心里。我还记得92年的暑假，我和哥哥在高牛的姐姐家门口，突然看到载着令桂的三轮车从我们面前开了过去，令桂也看到了我们，向我们挥手，但三轮车并没有停下来。那真是惊鸿一瞥的感觉。不过，所有的想法，都随着后来的毕业分配，随着大家走上不同的职业和人生道路，烟消云散了。

我和哥哥中专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都不好。哥哥先我一年，分配到了高牛食品站。在区食品站工作了一年多后，又分到下面的场镇乡食品站。食品站，放在市里，应该叫肉联厂，在农村，就是收购生猪并且屠宰出卖的地方。虽然也是国营单位，但渐渐的就被市场冲击的难以为继了。哥哥在场镇食品站当头，但一个是当时的市场不好，一个是哥哥的管理也有问题，总之，就是比较困难。后来，食品站的几个职工都是各自做生意，但比个体户稍微方便的是，他们有公家的住房，还有公家的门面。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分配在工程公司。工程间休或者没活干的时候，我就经常到场镇去。哥哥就约站里的几个职工和我一起吃饭喝酒，吃饭时，他们总是在讨论单位或者行业里的种种矛盾，我也不懂，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当年到底在讨论啥。我有时也跟着哥哥到乡下去看生猪，有时看他们在车间里屠宰生猪。他们宰猪的时候，总是把公猪的生殖器割下来，然后扔到墙上。在那个大约两百平方的车间里，四面墙壁上都沾满了公猪的生殖器。有的都已经很多年了，干巴巴发黑了。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一个国家干部，怎么愿意去干这些事情。哥哥后来学会了宰猪，也学会了卖肉。我甚至都帮他卖过猪血。毕业分配，真的对一个人的一生，太太重要了。哥哥的那两个师妹，令桂和贤秀，92年毕业后，都分到了证券公司，令桂还被公司委派到了深圳。一个是大城市，顶尖金融行业，一个是小乡镇，倒板子国企，二者真有天壤之别。所以哥哥后来，跟这两个师妹，也不怎么联系了。因为，这中间的鸿沟，实在难以跨越。特别是后来，哥哥又认识了我嫂子，在农村的小街道上安家生子，生活的圈子和工作的范围越来越窄。但我哥哥一开始对我爸爸吹牛吹的很凶，说会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雄心壮志，海阔天空。那种信心，把我爸爸都感染了，不由自主的就相信了。没想到后来，哥哥却越干越差，让我爸爸懊恼万分，又痛惜不已。

因为单位不景气，哥哥后来就自己做生意，一开始从农村收购稻子、油菜籽等进行贩卖，后又在省会中菜市承包摊点卖猪肉。但哥哥不知道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他学经济管理学邪了门了，他连基本的做生意的常识他都没做到位。不知道多少人跟他打了借条，欠条，可是这些条子上，有的没写日期，有的连名字都写错。后来再去要账，好多人都不认。哥哥借公家的钱做生意，却都漏在这些洞里了。还有，他收购粮食的时候，因为一时不能支付现金，就和农户约定了错误的风险承担方式。约定后期支付最低按收购当时市价，后期粮价涨，按涨的价格给，后期粮价跌，也不低于收购当时市价。谁知道因为没有及时卖出去，后期粮价真的跌了。但也必须按照收购时市价支付给农户。这样一来，就亏大了。加上收购时又没把好关，缺斤少两，掺灰的比比皆是。嫂子家虽然住在街道上，但一大帮穷亲戚，哥哥还得要照顾。哥哥是个爱面子的人。但是他把好的面子留在外面，却把破烂不堪的里子留给自己默默承受。后来他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让爸爸从我们老家给他借钱。爸爸心痛的不得了，但为了自己的儿子，也义无反顾。哥哥后来形成了恶性循环，啥事也不跟我们讲，甚至连和他住一起的岳父岳母也不讲。他如果跟我们讲，大家帮他出出点子，建议建议，可能要好很多。他每次都武断地去做一些决定，每次都铩羽而归。失败，让他把自己又更紧的包裹了起来。但现实是躲藏不了的，生意不断失败的后果像一座座大山，向他，向我们家庭压过来。那几年，公家催还钱，私人要账，基本上是每天的主旋律。家庭也鸡飞狗跳。我甚至在年三十的时候和嫂子一家吵了一架，因为我认为嫂子不能干，什么都不懂，帮不了哥哥，所以才造成了他负债累累的现状。嫂子气的把碗都摔了。其实，真的不能怪嫂子。因为哥哥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没有和嫂子商量。嫂子后来却不离不弃，一点一点帮哥哥还账。甚至打麻将赢的一些钱，都还给了要账的人。我家嫂子自小娇生惯养，缺少社会经验，知识方面也缺乏，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那时候，虽然在蚌埠工作，但也好多次的跟哥哥谈心。我跟哥哥说，场镇这个地方，基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经济差，人懒，民风好赌，社会闲杂人员多。你要么和当地沆瀣一气，和当地的一个混混头子大强绑在一条船上干，要么向上找一个靠山。否则，任凭你如何兢兢业业，如何勤勉尽职，勤劳致富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如果没有野心还好，过普通人的日子。但哥哥又是个有野心的人，但又不愿意同流合污，管理方面又那么多的漏洞，可以说是志大才空。那么，你留在场镇的结局就只能是头破血流，负债累累。我那时候，劝过哥哥两个方案。一个是想办法调到高牛去，树挪死，人挪活。另外一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辞职不干，南下。南方，那是一片热土，那里欢迎有能力，能吃苦的人，环境也相对公平。哥哥毕竟是个有文凭的人，也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到南方去肯定要比本地强。但哥哥始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哥哥下不了决心的原因也跟爸爸有关。爸爸说，花了那么多钱读书，好不容易到了公家单位。现在如果辞职不干了，那么读书考学又有什么用呢？哥哥下不了决心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贪恋小家庭的温暖。在场镇，虽然生意做的不好，但毕竟还能老婆孩子热炕头。岳父岳母也等于住在一起，能相互照应。一旦辞职到南方去打工，不仅意味着工作上一切要从零开始，生活上无人照应，还要抛妻弃子，承受两地相思之苦。

哥哥在场镇大概工作、生活了有八、九年左右。在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去了无数次。那时候，从官亭油坊铺到场镇的路是土路，一路上坑坑洼洼。我如果从家到场镇，先要坐车到官亭，然后再坐三轮车到油坊铺，再在油坊铺坐三轮车到场镇。碰到晚了，油坊铺没有三轮车了，我就只有步走将近十里路到场镇。有断时间，我还让妈妈在场镇摆摊子卖小商品。我从蚌埠二马路，省会城隍庙，甚至跑到芜湖去帮她进货。我记得小孩玩的塑料小汽车最好卖，一个春节卖了几百辆。我上班的最初四年是在工程公司做电力工，.uuknshｍ干了两年，休了两年。干工程时还有间休。所以，只要有空，我就到场镇去，在我哥那住上几天。我目睹了无数次场镇街道赶集的热闹场面，也目睹了无数次场镇街的黄昏落日和漆黑夜晚。嫂子家其实是场镇街道最好的市口，向东正对着街道，南边，北边，西边还都有路，可谓是所有的赶集人的必经之地。但嫂子家不再做生意了，嫂子的弟弟洪斌安大大专毕业后不久，就到广东去打工了。哥哥的岳母和岳父也是意见不合。家里只开了个小旅馆，偶尔有外地的人住上一晚，记得每晚好像是十块钱。但嫂子家常年累月热闹非凡，是所有爱打麻将的人的乐园。一般平时，都开着两桌麻将。可怜我的哥哥，吃喝嫖赌不沾，也不打麻将，正正经经的一个人，却因为做生意亏的一塌糊涂。去的多了，场镇街道上的许多人都认识我。食品站的一个职工刘平和我最熟。刘平皮肤黝黑，却异常聪明，能言善道，善解人意。他还热心的张罗要为我介绍女朋友。哥嫂有时也开玩笑帮我张罗。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闲散，从来就不像别人那样一直忙于工作，或者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辈子都好像是边缘化的一个人，从来没有为一个真正的事业去忙个不停。当然，我参加法律自学考试，以及后来参加法考除外。在那个时候，我也正是因为闲散，光杆一个人，工作也不连贯，所以，和场镇结下了那么多的缘。然而，光阴荏苒，岁月无情，随着后来的世事变化，场镇，我却鲜有光顾了。哥哥，也即将离开场镇，到南方去开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