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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经义题,要求每题不少于三百字。
这种题目和要求,有些考生可能会为难。对他们来说,用大半天时间写一篇经义也是常事。但杜锦宁做题向来就快,上午写一题,下午写一题,估计晚饭都不用在这里吃了,直接回去小院里吃去。
第一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这题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对于一个致力于农学的人来说,“年饥用不足”是一个十分乐意谈的话题。只有上位者重视粮食问题,愿意为粮食种植多花人力物力,农学研究才能得以进行。科研成果一出,产量提高,百姓生活才能富足。
在这个话题上,杜锦宁有许多话要说,根本不像其他学子那样需要搜肠刮肚地去想写作的内容。
也因此,拿到题目不一会儿,她提笔在砚台上蘸了蘸,便在草稿纸上写了起来:“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这是破题,用两句话破全文要义。
接下来是承题,申明破题的意思:“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
虽说这时代的经义题并不一定按八股文形式来写,但府试的主考官是谁早已明了,杜锦宁自然不会不提前做功课,研究了解知府周东平的文风与喜好。
周东平四十来岁年纪,冀省寒门子弟出身,曾因乡试成绩优异被举荐到国子监念书。他一直致力于八股文在科举考试中的推广,觉得这种写作形式是最公平,最能考察考生智力的一种文体。
在后世,人人都说八股文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聪明才智,使许多读书人只顾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实际学问.考中作官后就成为皇帝的忠实的奴仆。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
难道古人都是愚蠢的,会看不到八股文的危害吗?他们为什么几百年来都用这样一种文体来考试?那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做官的都是士族,平民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做官的机会。不管你再如何的惊才绝艳,想要做官也只能附属于士族,做一个最底层的小官。梁山伯他老爹就属于这一类。
也因此,当时的权势都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皇帝想施行什么制度,都得看世家大族的脸色。皇权至上这种说法,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在隋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应运而生。寒门子弟终于有了一个摆脱低下身份,施展自己抱负的途径。
隋唐两代,科举考试科举的内容都还是很实用的,都是经学兵法武艺等等经世致用之学。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只要是实用性的科目,父母就可以将经验传授给子女,拥有上一代传授经验的士族子弟比平民子弟具有压倒性优势,这对平民子弟极度不利,社会流动性会因此而堵塞,世袭技术官僚家族会再次形成,经学家族对皇权的威胁仍然存在。这与皇族的利益背道而驰。
既然考核内容涉及到实用技术就有经验的传承,那么把科举的考核务虚化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于是八股文应运而生。
八股实际类似于古代的奥数,它没什么实用性,是一种接近纯粹的智力测验,最大程度上排除了考生父母或家族技术水平的影响,从而保证其公平性,达到为皇权对抗经学世族豪强之目的。
周东平这个人是个高智商的人,原先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从自身经验与阶层出发,这些年来就一直在各种场合为八股文摇旗呐喊。
虽说对于杜锦宁对八股文这种写作形式持有保留意见,她跟袁修竹学制艺的时间又短,为了藏拙,一开始她并没打算写八股文,但刚才那些考生的不甘与怀疑还是刺激了她。而且入考场时她发现案首对于检查这一关还是很有好处的,能有拿到府案首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
她要全力以赴。
所以她得投其所好,这两首经义题她都打算用八股文的形式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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