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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矛。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在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很久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像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像’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2

袍哥头子被捕了。1950年,共产党决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击队。大镇反大肃反延续了好几年。重庆逮捕了所有袍哥头目、各种道会门的头子。城里的几个刑场有一度每天枪毙上百人,毙掉的人大多没人敢去认领,就挖大坑埋了。南岸的刑场在柿子沟,被枪毙的还有历来不管庙外之事的寺庙住持法师,好多老头老太、虔诚的佛门信徒为法师之死暗暗悲泣。但这一带的老百姓,却兴奋得天天茶馆客满,也许是重庆人喜欢吃辣椒,吃出来的好事性格。

“这年头,死个人比死只鸡还容易。”父亲叹着气说。

母亲叫父亲闭嘴。她挺着大肚子,抱着女儿在家里战战兢兢。

有人悄悄给她捎来口信,袍哥头子在监狱里,要她带女儿去监狱看望他。母亲犹豫不决,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母亲双眼红肿,出了家门,她没有带大姐。

母亲大着肚子在监狱门口小房间里,报了名字,登了记,却没能被允许见面。反落了个记录在案,坐在回南岸的过江轮渡上,她气恼万分。

母亲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几个月,袍哥头早被绑赴刑场。那天是大镇压,据说,赴刑场的途中死刑犯们在车上暴动,一群死囚跳车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机枪只能就地扫射。

拥挤的船舱里十分闷热,母亲抹去脸上的泪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应当为这个男人哭了,可还是没能止住。船舷外汹涌的江水,一浪一浪,摇晃着她的身体。

还是多年前,有一次母亲和袍哥头子在街上坐人力车,遇到敲敲打打长长的队伍,轧断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孙举着哭丧棒在前头,棺木后面,身穿素衣的人抬着纸糊的轿、马,抬着绸缎制的礼服、官服,薄丝绢挂在灵幡上。奏乐鸣炮,灯彩摇红。

他对正观望出殡发愣的母亲说,别羡慕别人,等你妈百年后,我一定为她大办,请和尚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择吉日吉地下葬,祖坟风水好,后人才会发迹。他摸准了母亲想对乡下的外婆尽孝的心事,这一招很准,她是心领了。

外婆死在重庆,死在母亲家里。乡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竿,把病倒的外婆往重庆抬,靠张嘴问路和半乞讨,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挨到重庆的江北,搭乘船才过了江到南岸。母亲一见他们就哭了,说,为啥子不写信来?我就是借钱也要让你们坐船来!两个舅舅头上按照乡下走亲戚习俗,缠了根洗白净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里的人说,是抬来一个死人,头上缠的啥子裹尸布?两个舅舅急着要回去。母亲凑了二十元路费,叫他们坐船。

大舅说不坐船,二妹,你这些钱我们回去能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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