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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李杜”天雷勾动地火式的邂逅相比,“小李杜”的相逢显得有些草率。
李商隐怀着忐忑心情向杜牧发去一首打招呼的诗,良久,杜牧没有反应。
难道“杜司勋”没有感受到我的诚意?李商隐并不气馁,重又写了一首,再次发给杜牧。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没错,在我眼里,你就是跟我一样忧郁的美男子。
李商隐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能给杜牧发消息了。
在唐诗的朋友圈中,杜牧是个很“高冷”的人。论出身,他可以秒杀其他一众人等。京兆杜氏从晋到唐都是名门望族,当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他的爷爷杜佑还是宰相。杜牧小时候住什么样的房子,“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京城内环豪宅,在市郊还有樊川别墅,顶级奢华装修,杜牧就在那里玩大的。
不单是李商隐,任何人跟杜牧比,已经输死在起跑线上了。杜牧如果能保持这个高富帅的水准到工作年纪,估计看谁都是拿鼻孔看的。
可惜有高富帅的身子,没有高富帅的命。杜佑在他十岁时去世了,接着他的父亲也过世了。没了靠山,杜牧只得搬出别墅,生活水准一落千丈,差一点去街头要饭了。
后来杜牧二十几岁中了进士,一方面他的确有才且努力,另一方面也要得益于出身优势。那时候考试流行名人推荐,谁能上榜往往是内定好的。别人都是想尽办法求推荐求转发,杜牧一出来,二十几个朝中“大v”争着给他当推手,最后给杜牧内定了一个第五名。有人跟主考官打小报告说杜牧这个人性格有点难搞,别录他比较好,主考官却说,杜牧就是杀猪的我也要了。人家可是某某人的孙子,即便某某人不在了,家族影响力还在那摆着。
杜牧有背景,但不喜欢经营算计,做官爬不上去,但是他情商不低,难得一辈子没坐过牢,没吃过大苦头,这在于他知道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有两大社会弊病,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杜牧一直致力于反对藩镇割据,写了很多著名“社论”,但是从来不去碰宦官的事情。毕竟藩镇问题再怎么批评,是为朝廷分忧,触怒宦官是要掉脑袋的。
跟他同科进士有个叫刘蕡的,就没有杜牧这种情商。刘蕡在当时是一个著名“公知”,直言时弊,脑残粉很多,他应考时,一上来就对准宦官专权猛喷,虽然说得很切中要害,但是惹到了某些人,被“封号”了。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很多人出来为他说情,甚至有人表示,我功名不要了,愿意自毁前程,求皇上给刘蕡“解禁”。
这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刘蕡,恰恰就是李商隐的恩师。
刘蕡后来成了“敏感词”,只能在节度使府中做幕僚,委屈了一辈子,李商隐很为他抱不平,在悼念他的诗里写道“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本来杜牧作为同科完全应该站出来为刘蕡说句话的,但他自始至终一个字也没提过。李商隐*丝青年,很容易受到这种公知的煽动,不过因为这个事情忌恨杜牧应该也不太可能,毕竟明哲保身是人之常情,你不想要功名,别人还想要。只是杜牧如果知道李商隐是“敏感词”的学生,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回避的想法。
不像李白和王维那样总是缘悭一面,李商隐跟杜牧终于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节遇到了。那时,杜牧四十七岁,李商隐三十七岁,两人都在长安为官,杜牧是从六品上司勋员外郎,李商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尉,至少八品以下了。杜甫当年见李白是什么样的小辈礼节和粉丝姿态,李商隐对杜牧就在此基础上再加一倍。
当时杜牧正好写了一篇碑文,叫《韦丹遗爱碑》。这个韦丹是那时公务员讲新风树典型推出来的一个“先进人物”,韦丹的事迹报上来后,皇上点名杜牧据此去撰写文章,在全国广泛宣传。这件事情不大,但是李商隐对此眼红的要命。虽然都是进士出身,但杜牧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李商隐是纯“中文系”的,除了写文章,没什么别的才能。《韦丹遗爱碑》一出来,李商隐立马上去点了32个“zhan”,还借此为由头给杜牧写诗,并且写了不止一首,很明显诚心想要结交这位老前辈,希望以后能够提携提携他,给他一些发文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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