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大院的"老百姓"(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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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打从抽屉里翻出来快要被自己遗忘的信封，看到里边有一个纸条和三张百元大钞。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那是父亲的笔迹，那两行字是：“你在外边真要混不下去了，就用这三百块钱打车票回家！”

这个“混”字在大林的家乡并不完全是“混日子”的意思，工作干得好的人也可以叫“混”，比如某某人“在外边混得不错”。

大林手里捧着父亲写的纸条流泪了，这是他到北京四年多的时间第一次流眼泪，父亲并不是不知道一个刚毕业的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没有关系与背景，在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难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向最好处努力，也准备着接受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大林收藏好三百块钱与那张纸条，暗下决心，自己不但要在北京“混”下去，而且还要“混”好！几年来，那三百块钱他一直很好地保存着，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可以产生利息，放在自己身边可以产生动力。

二林比大林小三岁，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的一代新型农民”。

大林一直认为，弟弟并不比自己的智商低，他在读高中时学习不太下工夫，是因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学习。

农村青壮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对二林有很大的诱惑力，身居农村的青年人总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看到有些同龄人在外边赚了一些钱，回到家里盖了房子、找了对象，心里总觉得有点酸溜溜的。但是，二林也知道，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四个老人需要自己照顾，他离不开家乡这块黄土地。

“家庭会议”由崔长兴主持，“主报告”也由崔长兴来做，但是未获“一致通过”。大林的母亲对崔长兴的发言用肢体语言表示“坚决拥护”，崔长兴讲了多少句话，她就点了多少次头。

大林同意父亲让他“在北京好好工作、别挂念家里”的意见，但是婉拒了父亲让他抓紧时间找女朋友的要求，他想争取多赚点钱帮家里还债，两三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二林也不愿意现在就去外地打工，他放心不下家里剩下的身体都不是太好的两个老人，他有个高中时的同学在县城组织了一个包工队，专门给建筑公司的施工工地干些杂活，二林准备投奔他，离土不离乡，既能赚钱，也可顾家。

“家庭会议”圆满结束，但是，大林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像是灌满了铅。

村里开私人诊所的医生柱子的奶奶，是崔大林爷爷的弟媳，大林的爷爷只有弟兄两个，柱子的爷爷排行老二，崔大林原来把柱子的奶奶喊为“二奶”。自从“二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之后，大林就只好将柱子的奶奶也喊“奶奶”了，连农村的老百姓都知道，现在二嫂、二婶、二大娘都可以喊，“二奶”是不能再喊了。

柱子的爷爷三十九岁那年在生产队的菜地里用抽水机浇水时触电身亡，柱子的奶奶守寡已经守了四十多年，她与大林的亲奶奶一样，小脚一双，泪水一缸，年轻时吃了不少的苦。

大林由柱子陪着，来向老人家告别。

柱子的奶奶性情开朗，爱说爱笑，八十六岁了，满脸皱纹如同树桩上的年轮，记录着她历经的沧桑。老人家眼花耳背腿脚不听使唤，但是脑子不糊涂，嗓门特别高，喜欢有人与她说话聊天，尤其喜欢和大林的奶奶一起用僵硬的舌头挖掘陈年往事，有时候她说话说到高兴处，会张着牙齿严重缺编的嘴巴笑上半天。她的笑声常常与东邻的鸡鸣珠联璧合，与西院的狗叫遥相呼应，让外人觉得她们的家里总是比别人的家里有着更多的喜事。

柱子对别人说过，他奶奶一辈子最远的地方去过县城，老人家为人和善，生性乐观，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望过、悲观过，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天天乐呵呵的，要不然，一个早年丧夫的妇道人家很难逾越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

大林这次从北京回来已经看望过她一次，看到侄孙子又给自己带了些好吃的，老人家高兴得干瘪漏风的嘴合不拢，高声问大林：“慌着走干啥，咋不在家多住几天？”

“我只请了十天假，明天必须走。”大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