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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孙桓子率军攻打齐国,结果大败。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一命,于是孙桓子想赏几座城池给于奚以报答救命之恩,但被于奚谢绝。于奚提出的要求是,请孙桓子允许自己在马车上装饰“繁缨”,这是一种贵族身份的标识物。
孙桓子一听很高兴,一分钱不花就能还个天大的人情,何乐而不为?但孔子却不这么想,他说“不如给他多几座城池,但名位和宝器决不能给。”,因为在孔子这里,象征身份与名位的马饰,远比象征财富的封地更加重要。
“惟名与器不可假人”这句话其实是出自《左传》,,“假人”就是“被做假者”,比如“狐假虎威”。原意应该是君主驭下之道,假人严重了君主会被架空,甚至臣弑君。
往更通俗一点说吧,华夏文明讲求的是名正言顺,那么“名”自然也就显得无比重要,名可以是名声,也能是威名,其实就是公理正义,既是天道;“器”本来是指一些身份到了才能使用的工具,早前是“大丈夫不能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说的“鼎”就是“器”之一,而“鼎”可是诸侯才能用的。“器”前面应该再加上一个“公”字,既是“公器”。
《周礼.天官.阍人》可是说了:凡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几其出入,以时启闭。
又有前汉司马光劝谏西汉文帝: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有些绕和有些晕,说千道万“名”与“器”从来都不是什么玩物,名不可轻授,器不可私用,要不一个国家绝绝对对是要乱套,乃至于国将不国或亡国。
“名”得来不易,不能是自己号称,要得到认可,才能名正言顺。不管是官职或是诸侯,乃至于是王号,不被承认就是“草头号”,等于是闹笑话。
现在当然还不是“草头王”乱窜的年代,虽说自称王号也比较普遍,可是手底下没有几郡之地或十数万之兵,真没人有脸称王。
帝号就更没有人胡乱自称,无关正朔与否的问题,是一种人们对于名号的重视。除开中土皇室有称帝之外,也就是石勒称帝,可石虎后面又自行免了皇帝自称天王。
话说,天王就是胡人搞出来的名号,出发点就是觉得皇帝当不得,可又不能比大王低,那就干脆叫天王好了。
刘彦对冉闵的提议听得一愣神,收起笑容比了个“请”的手势当前迈步。
冉闵脸色暗淡了一下,他知道这种事情急不来,调整了一下心情迈步跟上。
所谓的宫城看着其实没有半点宫城该有的样子,除了一条稍微像样的御道之外,其余地方一点都不显得富丽堂皇,更因为工地太多看着有些乱糟糟。
要说起来的话,冉闵在长安的宫城都比刘彦的要更像是一个王者该待的地方,不提继承于刘耀时期的宫阙,后面冉闵也是好好地修缮了一番。
看刘彦的宫城也就是道路好一些,看不到任何颜色鲜艳一些的东西,就是慢慢进入冉闵视线之内的宫阙屋顶竟然也是普普通通的青瓦,连带墙壁也没有上漆,裸1露出青灰色的砖石颜色。
不过得承认一点,那就是刘彦的皇宫看着建筑物普遍偏大,尤其是那些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承重柱又粗又大,一些持戟站立的宫城卫士待在下面显得非常之渺小。
按照汉家体制,汉国在修建宫阙的时候是以汉制来命名宫殿的名字,排在优先建设序列的是未央宫。
汉承秦制,也就是说汉室的制度是来自先秦,宫阙其实也差不多,不过是在岁月的流逝中多了起来,比如长乐宫之类的就是这么来的。
刘彦建造宫阙是往“华而夏之”的规格来。
通常意义上“华”所指的是“有服章之美”,“夏”指的是“有礼仪之大”。实际上一开始不管“华”还是“夏”都是大部落,且注意那个“大”字,所以就特别要注意“特别强大”和“非常”两个意思。
既然刘彦要“华而夏之”,那么款式上就是传统的华夏情怀,再来就是要大,不是指占地要多大,是建筑格局上要大气,使人看了觉得自己的渺小心生畏惧之感。
因为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刘彦想要的那种意境表现不出来,冉闵看了反倒是觉得刘彦太过朴素,有点没有王者之风。
奢靡对于贵族从来都不是罪过,对王者更加不是。因为按照观念来讲,身为王者就该锦衣玉食,就该住华丽宫殿,那是一种上等人就应该过的日子,不但同阶层的人是这样的想法,连带万众黎民也是觉得理所当然。
那样一来的话,王者表现朴素要有一个度,该有的一定要有,可不能就真的朴素,要不被鄙视和万众失望的可能性更高,不会得到真心诚意的赞美。
所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她自己的特性,不是每一个时代都相同。
冉闵觉得刘彦过于朴素,条攸却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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