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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农民手中有可以预期增值的货物“青苗”,却缺乏供应种植和生活的资金。在过去,他们只能通过向地主借高利贷的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但是地主开出的利息可远远不止二三分,最终导致的就是农民还不起,只能变卖土地。

王安石深谙金融理财之道,觉得这理应是投资抵押贷款的绝佳时机。他主张政府在春天,以比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农民。而农民以青苗本身为抵押,在秋收后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

这便是所谓的“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企图通过金融手段,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财政收入。因为当处于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理想化条件下,即便税率不变,也能在高效的流通环境下刺激经济,获得增税的效果。

王安石在业镜前看着当年的自己,镜子中的自己在得到神宗的赏识后意气风发,全心全意都去忙着改革的事情,但是王安石叹了一口气,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他怎么都预料不到的。一场青苗法,引发的却是灾难性后果。

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

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最后就连王安石的好友苏轼都出来公然反对他,王安石回忆着他和苏轼在大殿上的争论,他前半生很是落魄,在神宗之前并不被重用,只有苏轼这个好友陪着他,面对苏轼的职责,他也曾动摇过,但是他最终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

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

,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为了变法,王安甚至在“乌台诗案”中故意陷害苏轼,让苏轼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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