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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被俘之后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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