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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和小王走进食堂,一眼就看见了黄莲,就走上前来,大王说,稀饭都凉了,怎么不吃尽抽烟啊?小王说,你留的条子我们看见了,你要去哪里?去多久?黄莲说,有可能走,也有可能不走,留个条子你们,是怕忽然走掉了。大王和小王都“噢”了一声。
大王、小王与黄莲同屋,都来自农村,讲客家话,同黄莲讲普通话。赣州城内讲的叫“官”话,据说是明王阳明在赣州当官的时候推广的。赣州是个方言岛。黄莲客家话能听懂但不会讲。那两位时不时用客家话骂领导,凭什么就我们来住这幢西北头的宿舍?北风一刮就冷得要死!骂得口沫飞溅来劲之际,会扫黄莲一眼,黄莲不答腔,不呼应,嘴角向上一翘笑笑了事。那两位就自嘲“尿桶里放爆竹”—替黄莲把话讲了。其实,黄莲并不是笑她们没有胆量向上级提意见。黄莲自知只配住此屋,再说了,此屋也自有其好处,比如,离后山近,可以眺望云山景色,冬天挂在树枝上的一串串冰凌,遍山皆是,琳琅满目,春天红霞似的一大丛一大丛的映山红。
黄莲记得住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就领教了西北风的厉害,那风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来,竟威力无比,寒气逼人,被子则如同冰窖取出,一丝儿暖气也睡不出来,她把绒衣绒裤穿上身,依然冻得瑟瑟发抖。
到了第三天头上,同屋的那两位才笑着告诉她,该在铺板上垫禾草。黄莲在城市里长大,不晓得禾草的好处,禾草垫床,比棉絮还暖。
到了云山,黄莲俨然变了个人,烟抽得越来越多,话却越来越少,有时候整天没有一句话,心则变得越来越冷了,有时候她也会觉得脑子里犹如这尾砂坝,空旷静穆,唯有父亲的肩膀母亲的泪可以思念。她变得不再轻信任何人,比如杨石山,无论你是货正价实的历史反革命,还是蒙受不白之冤的好人,反正不搭理你就是了。尾砂坝是冷漠的,除了风,没什么同你沟通。她就像尾砂坝。
像杨石山这种人,“文革”开始头一两年,关“牛棚”、挨批斗、罚苦力,是运动的重点,后来就变成“死老虎”了,这就让杨石山闲着了。杨石山将尾砂坝交给了黄莲之后,无事可做,时不时还会来尾砂坝走一走,多是信步而来,离黄莲远远的,东看看西看看就走了。
有一次,杨石山看见黄莲蜷着身子睡在尾砂坝上,心里奇怪就走过来了,见黄莲满脸通红,一摸她的额头烫手,喊也不应,用力摇了好几下,才将眼睛微张。他赶快下了坝,叫来一位路过的年轻仔,一同将黄莲弄到了矿卫生院,诊断是脑膜炎。黄莲住院期间,杨石山和刘山茶天天都来医院,送点稀饭、面条。
往后,杨石山上尾砂坝就会去看看黄莲了。两人之间话也多了起来。成立公园规划小组之后,杨石山上尾砂坝的次数多了,有时还同李桃一块来。他们讲种树,植草皮,挖人工湖,做湖中亭什么的,津津乐道,还要黄莲谈意见。黄莲想,自己喜欢尾砂坝,是把它当作了避风港,杨石山倒真是当成了《为人民服务》里的张思德的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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