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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7周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60周年,改革开放38周年。这几个事件、这几个时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们创造的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乃至世界奇迹,且都曾引起世界的兴趣,并进入海外研究的视野。海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也因而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一、中国何以如此令世界瞩目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遥遥领先西方,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清康雍乾。但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这个傲然雄立的东方大国面临着历史的“岔路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的百余年,既是中华民族风雨如晦的悲剧性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觉悟性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两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载入史册,并铸成永恒的辉煌。这两件大事,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铁肩担道义”,它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义,带领人民并紧紧依靠人民经过28年血与火的洗礼,缔造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蒙受百余年屈辱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历史的脚步没有半刻停顿,又是67年的接续奋斗,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征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8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88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第一大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0年取代了日本曾保持长达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义GDP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同期名义GDP52162.74亿美元的42.91%。这也是以“复兴强大日本”为旗号的安倍政权焦灼不安的原因之所在。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俄罗斯GDP比2014年下降了3.7%;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俄国的GDP同比分别下降2.2%、4.6%、4.1%。同期,中国的GDP增长了7.0%、7.0%、6.9%;美国则分别增长了0.2%、2.3%、2.0%。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广东+江苏”,约是中国的1/5,美国的1/8。目前,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4%提高到接近1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3,使中国与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一起脉动,从而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超英赶美”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所谓“神话”。特别是2014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中国由自古以来的被动开放转变为1978年以后的主动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自东向西开拓交流通道和惠及沿途国家,从而标志着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历史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自西方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主动打开自己的大门拥抱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再次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博大胸襟与超人智慧。有媒体断言,在今天这个增长乏力的世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只要想到失去中国的哪怕一点点动力都会令人不安。这一切,也再次无可辩驳地印证了中国古代先贤的一句哲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在革命年代的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用诗一般的词句动情地瞻望着中国革命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联社的一位记者感慨地说:这个国家太大,又穷又乱,不会给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有些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经济上打零分。”还有人指着我们的军人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毛泽东的回答是:“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毛泽东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手中接过的是怎样的一副烂摊子呢?毛泽东曾自问自答:“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是,毛泽东同时也指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就是生动的辩证法。

在21世纪的2016年7月1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容而自信地向世人宣告:“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因此,“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自己的根由。它源于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先进性、文化的深厚性。这与近百年前毛泽东吟诵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如此的同工同曲。有了这种气概,中国共产党人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怎样跋涉过来的呢?就是从前人无路可走的地方出发,从走别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从走自己的路再到昭示别人走自己的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真诚地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并由此一步一步地演绎着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华丽转身。

二、世界如何诠释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独地写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都不缺乏世人关注的目光。海外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由来已久,当今更加密集而聚焦,且成果迭出,但同时又仁智俱见。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和中国共产党学的开创者。20世纪30—40年代,他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并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与国共两党都有比较多的接触。他曾经说过:“(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

关于党的性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曾进行过研究,并对它是否是列宁主义政党进行过争论。进入21世纪以来,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民族性,并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从领导人民致富转为更加注重发展民主。

关于党的历史。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日文版)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全面透视党的创建史的专著。该书在搜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马列主义传播渠道,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形成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和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等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早在1924年,曾参加党的“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在附录中保存了党的“一大”的党纲。1926年,苏联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葛萨廖夫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情况,重点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20世纪,费正清在美国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20世纪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则是海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名著。近年来,美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等撰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著作在国际学界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总的来看,很多西方学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是曾任燕京大学讲师的美国学者、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即《西行漫记》)。这部著作于1937年10月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就是从斯诺这里获得的。

费正清教授也在《中国新史》中向西方描述了当时的延安,他指出:“延安,少数曾亲临考察的外国人眼里,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阳光灿烂,欢声笑语,革命的热情感染着人们,正如斯诺和其他记者报道给世界的一样。中共领导人中间展现的延安的朴素民主与重庆的专制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1971年,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出版了《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试图揭示共产党何以最后战胜了国民党政权。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抗战的主要力量”,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1947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撰写并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作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作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费正清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书评中,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国际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着力甚多。国际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发表了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专著,认为毛泽东是“哲学王”。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人类文明比较研究专家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毛泽东居于列宁的位置,成为哲学王”,“毛泽东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左翼文化批判学者、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40年前,毛泽东逝世时,联合国大会主席阿梅拉辛格说:“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则指出:“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当代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很多海外学者高度评价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国梦”、“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成为国际学界新的热门话题。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召开过多次研讨会讨论中共新的执政理念。一些学者如沈大伟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调整与适应》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经常发动“意识形态运动”,提出新的意识形态概念,因而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理论调整和适应能力、理论创新能力、理论武装能力。

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强大的韧性,能够实现长期执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撰著的《中国政治与治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等,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近几年,“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则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政党能力和国家能力。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他还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2013年12月,约瑟夫·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反腐就是增加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

基辛格高度评价习近平的外交战略和高超政治智慧,非常欣赏习近平将潜在对手变成合作伙伴的战略,认为习近平表现得更自信,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国一定会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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