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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政权,必须与汉人共建才行。

……

五月十九日,忽必烈正式建元,以当年为中统元年,当日颁布的诏书充满了强调华夏正统的意味: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此时忽必烈尚未将他政权定名为“大元”,但是这份诏书,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

当月二十七日,忽必烈指责阿里不哥谋反,紧接着大赦天下以市人心。

新生的忽必烈政权,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内忧外患。

外患自然在于他的胞弟阿里不哥,此人纠结了大部分的传统蒙古势力,准备与他争夺汗位,极为难缠。当初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任大汗对有功之臣和子弟大分封,在蒙古高原两侧产生了两个贵族集团,也就是大兴安岭一带的东道诸王和西域的西道诸王。如今西道诸王大多支持阿里不哥,而东道诸王支持忽必烈,形成了危险的分裂局面。

更西边还有一个西征未归的旭烈兀,暂时还未表态支持哪一方,不知是对汗位没有兴趣呢,还是准备做渔翁呢?

而内忧就更严重了。蒙哥汗之前大举攻伐南宋,看似打得不错,胜利一个接一个,实际上大大透支了北地的国力。为了获取资源大肆征发民力,生产被耽误了不说,还产生了大量逃亡现象和民乱,因此今年的生产和税收情况很不乐观,不知几年才能恢复过来。更别说还有遗留的世侯问题,各地世侯越来越庞大,眼看着就尾大不掉了。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在这样极端不利的环境下,果断在内政、军事、外交三条线上同时大刀阔斧地决策,以应对当前局面。

在内政上,他大量启用汉臣,前往各地精心治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准备战略物资,还采纳了王文统的提议,筹备发行北地版本的纸钞。

在军事上,他先是让各路世侯的军队返回驻地休养,准备来年再战,但却把这些军队的精华部分都留在了开平和燕京附近,组成了一支精锐的“武卫军”。

冷兵器时代的尖兵,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而这就需要充足的营养。但这时候能获得充足营养的都是什么人?不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嘛!所以他这一手,不但增强了中央的势力,还把各世侯旗下豪强的子弟收为人质,有力地加强了对世侯的控制。只有益都李璮,从来就没往其他地方派出过军队,所以忽必烈也就没办法拿这招对付他。

在外交上,他本着远交近攻的原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决定先与次要对手和解。

在西方,忽必烈派出使节,封旭烈兀为“伊尔汗”,封国就在他新征服的波斯和中东地区。这一手的效果很明显,果然旭烈兀是个没多大野心的,觉得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Uw.uknshm与其冒着大风险去争夺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伊尔汗呢。于是他拿到这个位置之后,立刻就转而支持忽必烈了。

在东方,高丽世子王倎原先在燕京做人质,已经滞留三年之久。此时适逢老国王去世,于是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的建议,将王倎送归高丽,与高丽结束敌对状态,从东线收缩兵力加强中央的防御。同时,忽必烈还向他的重要支持者亲王塔察儿让渡了一些权力,允许后者将势力范围向辽东扩张,既收买了塔察儿,也减轻了东北方向的军事压力。

在南方,忽必烈派遣他的心腹重臣郝经为国信使,希望与南宋和谈,互市通商,顺便要点岁币,以减轻军事压力、扩大财政收入。为了表示诚意,他还要求李璮停止向南进攻,在涟水开设商市,允许南北来往。当然,这策略其中肯定也有压制李璮的成分。

三面收缩,便可集中力量向北,解决阿里不哥这个弟弟的问题。一旦搞定了内乱,集中东西两道蒙古王爷的力量,十万蒙古铁骑再次出山,那剩下几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而拖延时间主要还是看与南宋的和议,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郝经身上。

郝经在忽必烈旗下一直以老好人著称,是典型的鸽派,在南宋也颇有名气。忽必烈派他去和谈,显然是在释放善意。

但是,看郝经不爽、或者不希望和谈成功的人,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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