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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勇带走的还是那几个人。车子开动不久,一个士兵对葛勇说道:“对不起,老大!”葛勇笑着说道:“没什么。瞧你们,哭丧的脸。你们以为我们一去不复返了,是吧!”见有人点点头,葛勇继续说道:“只是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我才让大家先出去躲一下。我估计他们并没有真凭实据,一些山野村夫,也能收集证据,不破坏证据就算不错了。就算是有证据,也不一定能说明是我们干的。还有,我们是跟着江海涛出来的,把我们抓了,江海涛脸上也没光。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先跑出去,然后,再暗地里回来,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要你们听我的,保证不会出事,一点事都出不了。你们就放心吧。”“那我们不用跑呀!跑了反而坐实了。”“怎么可以用后面发生的事去证明前面的事,这不荒唐吗?不过我们要统一一下说法,就说我们去找人。”“找什么人?”“这个你们莫管,你们只知道去找人,不知道找谁。找谁,只有我知道。”
有些话葛勇没说。一百年来,中国看似变化很大,也有了政党,还推翻了清朝。可对权威的绝对崇拜改变了吗?根本就没有改变。一家庭、一家族、一乡里、一地方、乃至整个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为什么溥仪可以堂而皇之当日本人的傀儡,而孙传芳、段祺瑞他们不敢。别以为他们有民族气节,要是他们有民族气节,能为民族、为大众作想,为什么会因为小小的个人利益而发动战争,发动军阀混战。多少生灵涂炭,他们却泰然自若、面无愧色。他们考虑的根本就不是民族气节,而是担心身首异处,背上永世骂名,给家族、地方摸黑。而溥仪就不用太在意这些。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就看战后如果日本人败了溥仪会不会被斩杀就知道了。八成不会,毕竟是曾经为父为君的人,只要不再是政治势力的代表,杀之无益也就变成了杀之无义了。
这些道理,葛勇是不用去思考、去找寻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被葛勇赋予哲学意义的道理,早就成为了他的思想的根源、逻辑的起点。是的,绝对权威成了他的逻辑起点,成了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也就是说,杀个把人相对于权威来说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多少人因为他人的一时好恶而丧身,而这个行凶者非但得不到惩罚,反而被人景仰,顶礼膜拜。这就是权威的绝对性。从这个“大处”着想,山界岭那两姐妹的死,只要妥善利用,不论事情闹多大,都不会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葛勇坚信这一点。
人们所崇尚的、敬畏的只可能是权威,或者是理性,再无其他了。如果说权威是绝对的,那么,理性就应该是相对的。杀人偿命是理,天经地义的大理,但它只是相对的,相对于权威,这个所谓的天经地义的大理也变得绵软无力。法院判案也是这样。在民商案件中,只有让有理的人输官司,无理的人赢官司,才对,才能显示法院的作用,要是反过来,让有理的人赢了官司,没理的人输了官司,那还要法院、还要推事干什么,让“理”去说话,去裁判好了。刑事案更是这样,吴德满有罪,所以不能判罪,张魁安无罪,所以要判罪。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法院的权威,发挥法院的作用。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葛勇反复的回想这些道理,是为了让自己熟记并在实际中很好的运用他们。但这个道理只能自己独享,不能跟别人去说,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兄弟。
正冥思苦想,汽车一个紧急刹车,差点让葛勇向后翻倒,幸亏有人顶在他的背后。葛勇不待坐稳对司机喊道:“你怎么……”司机慌忙解释:“有人拦车。”“谁?”
还能有谁!谢麻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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