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章 广州之行——招揽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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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乾隆年间，由于满清朝廷适度地放开海禁，导致海外白银持续输入中国，加上当时社会环境整体上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以及红薯、土豆等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推广，特别是东南沿海的闽浙粤等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商品经济密集而引发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商业的发展不止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生存空间更小了这也就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

康熙初年，经历战乱的中国人口不过七千万，到康熙的孙子乾隆朝中期，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万。乾隆在位期间虽然不断地在对外用兵，但是国内发展持续，至乾隆五十八年（1790年），人口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三亿。

再来，康熙初年全国人口七千万时，耕地耕地面积为590万顷，人均耕地八亩有余，而乾隆初年，全国人口增至1.4亿多，耕地仅有890万顷，人均耕地反而下降到了六亩多一点。等到1790年时，人均耕地仅为3.5亩，人地矛盾之尖锐已经极其严峻了。

这个时候就有大量的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成为没有土地依附的城市难民，这些人大多无所归依。

有些人情况好些，能够找到手工业工作，有些则大量的变成了乞丐，还有不少人成为了无所事事的混混，说起来天地会的会众大多数都是由这一类人发展来的。

也就是说，虽然清政府不断地在限制人口流动，想把人钉死在土地上，但是因为人地矛盾，人口在不断地迁徙着，向着有耕地的地方迁徙。

有人曾言中国人是农耕民族，带有很强的亲地属性，安土重迁，所以在殖民时代不占优势。但实际情况相反，因为耕地的缺乏，使得大批农民失去耕地，他们迫切需要去到一个有耕地，也就是生存空间充足的地区，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迁徙。

而从乾隆朝开始，大陆的航海技术就开始落后与整个世界，加上闭关政策和愚民教育，很多人对于地理的认知都很浅薄，对于海洋的了解更是觉得遥远而不可征服，这些原因都阻挡了中国人向更远的地方迁徙。

试想，如果明清两代鼓励人口出洋，以当时华夏的人口体量，最起码近千万客家人至少能跑出去一半，能够形成的殖民效应，就相当可观了。

此时，罗家姐妹已经简单的洗漱完毕，回到了伊森.韩的客厅，伊森.韩、吴精、罗家姐妹俩四人正就坐在饭桌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