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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虽然被辛武贤打掉了颗门牙,却丝毫阻止不了他那张嘴针砭时弊,在听说韩增为坚昆兵所阻,未能追上右贤王后,便开始痛骂李陵。
“我外祖父太史公曾冒死在孝武面前为李陵说情,认为陵事亲孝,与士忠信,为将智勇,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然恽以为不然。”
杨恽是那种心眼小且睚眦必报的家伙,对害了他外祖父下蚕室的李陵绝无好感,也不管吴宗年还在任弘帐中,就批判起来了:
“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坠君命,挫国威,不死於王事,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於前,坠家声於后,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祸移於母,不可以言孝,四者无一可。不死何为?”
杨恽骂得痛快,吴宗年见过李陵,还受过其恩惠,而那种身陷敌国,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的感觉,他最清楚不过了。只弱弱地说道:
“虽然确实难承忠孝智勇之名,但彼之不死,可能是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或许是因为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
杨恽摇头:“李陵和吴君可不同,军法,将军校尉以城邑亭障反,降敌国,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李氏族灭并无问题。”
“我曾从我父处得见李陵《答苏武书》的副本,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还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何其荒谬!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蒙羞,沫必能报,所以这二位不必死。然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使自己降低身份受制于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当如吴君一般在内发难,再不济,也可以像赵破奴那样被俘两年逃归。”
“可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李陵又有什么作为呢?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作为,堂而皇之做了匈奴小王,辫发左衽,阻截我军,保护右贤王离开,叛汉逆臣明矣!而遂亡其宗,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亦可乎?”
杨恽其实是最希望李陵能做点什么的,比如将右贤王绑了送过来,如此便能证明外祖父当年判断是对的,被牵连下蚕室是千古奇冤。
“我看他死后,非但无面目见孝武,更无面目见我外祖父、苏子卿了!”
吴宗年不敢再言,任弘倒是止住了杨恽:“当初一念之差,便谬之千里,事已去矣,将复何言?不过他能找到苏公仅剩的骨肉并送归,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吧。”
相比于后世还将争议两千多年的李陵,任弘更关心的是接应右贤王的那两部,呼揭和坚昆的详细情形,遂细细问起在右地待了四年的吴宗年来。
“呼揭,位于金山以南,高鼻深目,与匈奴异种,狩猎放牧为生,其地多貂,单于叔父为呼揭王,胜兵万骑。”
“坚昆亦然,位于呼揭西北,丁零以西,康居、乌孙以北,为匈奴西北鄙国,从车师去坚昆,要走足足五千里行程,随畜牧,亦多貂,有好马。李陵被封为坚昆王,已治其国近二十年,坚昆遂强,胜兵亦万余骑。”
这两国都是冒顿单于时征服的,不少呼揭人被俘流散于匈奴为奴仆,后来随着匈奴人南迁进入中原,成了羯人。
坚昆便是唐代时的黠戛斯,该国地在后世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后来慢慢向南迁徙形成了吉尔尼斯……不对,是吉尔吉斯人。
细细询问后,任弘在大军东返即将抵达东且弥,也就是后世乌鲁木齐的前一夜,携带自己的计划,再度拜见了赵充国。
“蒲类将军,如今右王惨败北遁,天山南北再无匈奴,东西且弥及车师等邦甘心附汉,然胜之易守之难,下吏在想,往后大汉要如何经营此地?”
横扫右地,将右贤王都打跑了,这么大的战果,是出兵前没有想到的,西域北路太大太远,汉军不可能在所有地方驻军,必须有所取舍。
这也是赵充国近来考虑的事,见任弘主动提及,便道:“强弩将军也与我商量过,他认为当放弃天山以北,只守天山以南的车师等地,慢慢屯田经营,道远以为如何?”
那匈奴人就又能重返天山北麓,这场仗就白打了。
天山是南疆和北疆的界线,它确实是太长了,任弘他们跑了三个月,从伊吾赶到热海,足足四千汉里,但也只是从东天山跑到西天山,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那巍峨瑰丽的峰峦裙边。
任弘道:“车师乃匈奴出入西域中枢,又可屯田积谷,确实重要,但若只守车师而全然放弃天山以北,实在是可惜啊。”
“因为西域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
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南疆意味着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零星点缀的绿洲和无尽的戈壁滩,即便罗布泊还广袤,也无法改变它的整体干旱,可养活的人口极其稀少。分散的绿洲农耕城邦,很难统一。
而北疆则意味着高山、草原、森林和来东欧暖流带来的降雨,天山北坡优良的气候,不管是农耕还是畜牧,都能养活更多人,很容易出现强大的游牧政权。
“故仅仅乌孙一国,人口就超过了绿洲二十余邦之和。匈奴右贤王设王庭于天山北麓,亦能凌虐西域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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