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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闻任弘提议以隶书来抄写左传,让学派扩大影响力时,作为贯长卿的大弟子,徐敖极力反对。

“隶书,徒隶之书也!”

“百余年前,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徐敖钟情古文,显然对大汉日常所用的文字不太喜欢,甚至将其看作是暴秦遗留下的一部分,是一种不入流的“残体”字。

真正的大儒士人,日常勉强用一用就算了,可当要用文字来研习经术时,还是应该用古文这种“正体”字,与他持相同想法的人还不少。

他振振有词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若连古文都不认识,有什么资格学圣人之书?若以隶书抄写经典,吾等与为了迎合朝政,擅自更改圣人本意的齐学诸生何异?”

“所谓正体与俗体,乃是虚名而已。”

任弘一笑,朝贯长卿拱手道:“弟子去年在典属国任职,制作天下舆图交给石渠阁查验,有幸在太史令带领下,于阁中一观藏书。石渠阁收集天下图籍百余年,藏品丰富,司马子长以其为基础作《太史公书》,其中便多次引用了《左传》里的文字。”

“那些仓库书架上,从我完全不认识的殷商龟甲文,到粗略认识的周代金文大篆。不过最多的,还是形体偏离大篆许多的六国文字,称之为蝌蚪文。”

“弟子心中好奇,询问了太史和学识广博的宗正刘路叔,他们告诉我,殷商时,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笔画为正体,铭刻在铜鼎上的金文为俗体。”

“到了周朝时,铭刻在金文成为正体,模拟金文写在简牍上的大篆是为俗体。”

“到了六国时,诸侯国各自为政,大篆成了正体,六国各自演变的简化文字为俗体……”

“秦时书同文字,以小篆为正体,见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而官吏抄录简牍公文所用的隶书为俗体。”

“由此可知,今之大篆,古之俗体也。秦汉礼仪与殷周不同,文字也不同。”

“自有汉以来,小篆多只见少数青铜铭文中,不再使用,倒是简便的隶书成了正体。萧丞相草律令,亦著其法,童子小学习隶书,成年后,能讽书九千字以上者,乃得为吏。吏民上书,字或不正,御史辄举劾。”

给皇帝的上疏,若是用其他大篆小篆文字,或者太过潦草,可是要被弹劾的。

隶书从此大行于世,成了标准正体文字,反倒是大篆,几乎失传了,只有名宿大儒才能掌握,但儒生多好复古,越古旧的东西越好,还是捧着这些东西不放,将此视为精英的标签和优越感的一部分。

就像中世纪不同国度的教士们,都要用拉丁文来解读圣经一样,不但坚持古文尚书、左传要以古文传授,甚至连《毛诗》也弄出了古文版本。

如此看来,齐学那帮人倒是活学活用,早早拥抱潮流,难怪会讨汉武帝喜欢,大行于世。只可惜他们偏离初衷太远,盘子也大,想要加以改造为我所用太过困难。

哪像左传,这屋子里坐着的四个人,竟就占了传人的小半,不需要任弘在经术上有多大成就,只要熬死了他们,任弘就能撑起“左传宗师”的大旗来。

但试探还是需要的,他得搞清楚贯长卿的态度,任弘指着那被翻了无数遍的《左传》卷章道:“这些所谓的蝌蚪文乃是鲁地文字,介于大篆和六国文字之间。”

“子公兄说,用隶书抄写左传,会偏离圣人之意,若是如此,六经本是周代大篆,当用六国文字来抄写时,已经偏离大道了。”

徐敖争辩:“所以才需要训诂,明白最初的文字发音、用意,以免后人误会,入了歧途。”

任弘摇头:“那子公兄觉得,贾谊的训诂、夫子的解经是否符合左丘明原义?”

徐敖朝枯瘦的贯长卿一拜:“夫子钻研数十载,每个词,每一句都小心斟酌,不曾偏倚。”

任弘笑道:“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既然夫子能正确解读,译成隶书亦不离其意,用古文与今文,不过是形式,又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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